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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片因其追求真实的视觉再现诉求，与现实全国中的东谈主、事、物真切关联、相互影响，其间往往充满了复杂的心扉互动与权益博弈，这一进程正指向以拍摄者和被摄者关系为中枢的记载伦理。不管是“原罪论”的批判如故“泛谈德目的”的争议，伦理问题恒久是记载片创作与文化月旦中无法绕开的话题。

台湾记载片导演吴耀东的两部作品——《在高速公路上拍浮》（1998）和《Goodnight & Goodbye》（2018），正是记载伦理逆境的典型案例。两部影片聚焦灭亡位拍摄对象Tom，记录了他从后生到中年乍然而止的生命。然而，这亦然一场越过二十年的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角力。吴耀东的镜头呈现了Tom的不清闲与拒抗，同样暴露了我方深陷伦理危境时作念出的抉择。

再现角力与谈德对话：越过二十年的记载伦理事件

作家：权湄荻

编订：张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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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DV摄影机逐渐提高，个东谈主记载片风潮在华语记载片界趁势而起。正在台南艺术学院音像记载接洽所修读的吴耀东为拍摄毕业作品，将摄影机瞄准了一位才华横溢又个性疏离的学生Tom，Tom机密的生涯履历逐渐曝光在了镜头之中——他少时被男素性侵，如今是一位感染艾滋病的男同道，寻短见未遂，几次插足神经病院，学业也刖趾适屦。

在历时一年的拍摄进程中，意图结果局面的吴耀东与不受控的Tom伸开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战役、摄影机掌控权益的战役、一又友相处间诚信的战役”（吴耀东对《在高速公路上拍浮》论述的原句为“这整整一年的拍摄相处，一直存在咱们之间的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战役、摄影机掌控权益的战役、一又友相处间诚信的战役，但存在于他我方的，那只是死掉和活下去对于生命现实的战役。”）。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截图

影片在校内发布的前一天，领导教化作出月旦：“完全被受访者牵着鼻子走，看不到导演。”于是吴耀东一夜重剪，放入更多吵架的画面，“我震怒到及其，喝了酒有憨胆，就把这些公诸于世，频频是拍一拍我不幽闲，本性又暴躁，完全不柔软Tom的同性恋与艾滋病，终末片子得了奖。”（吴耀东2018年承袭镜周刊的访谈。）

这部名为《在高速公路上拍浮》记载片1998年制作收场后在电影节斩获奖项（1999年金穗奖最好记载片、1999年日本山形外洋记载片影展小川绅介奖），使吴耀东风生水起，但也令其伴跟着长达二十年的伦理争议，月旦者认为吴耀东在影片表里对Tom精神及心扉的枉顾是一种暴戾的克扣。记载片拍摄收场后，两东谈主在二十年间越走越远，几近失联。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赢得山形外洋记载片影展小川绅介奖，导演吴耀东（右）与Tom（左）的合影。来源 | Mirror Media

2015年，吴耀东再行经营Tom，筹算通过与Tom的再次对话，重溯创作原点，解怡悦结，而这一进程也将成为一部新的记载片。此时的Tom未婚一东谈主，竟日酗酒，远隔亲一又。就在吴耀东与Tom相见的次日，Tom病发暴毙家中，吴耀东的摄影机平直介入与见证了这个突发的、悲催性的现场。Tom身后，吴耀东以自反的方式重审两东谈主之间的“爱恨情仇”，2018年制作出前作的续集影片《Goodnight & Goodbye》，这部影片仍旧在获奖之后因为伦理争议而毁誉各半，月旦者以“沽名钓誉”、“自利”、“下流”等言辞数落吴耀东诳骗Tom的悲催东谈主生来完成他所谓的“追寻我方”，赞美者则服气吴耀东在影片中内省与忏悔的古道。两部相隔二十年的记载片形成一个善始善终的伦理事件，吴耀东在领奖时坦言：“拍记载片从别东谈主的性射中拿走一些东西，来建立我方，是一种黑白。”（吴耀东所获奖项为台湾外洋记载片影展“亚洲视线竞赛：评审团尽头奖”及“华东谈主记载片奖：不雅众票选奖”）

伦理矛盾看成驱能源

比尔·尼克尔斯（Bill Nichols）认为记载片的内涵在于“明确地再现咱们所居住并共同领有的这个全国的方方面面”。真实是记载片的追求所在，而在探索真实的进程中，伦理谈德成为了记载片无法袒护的勤奋议题。台湾学者邱贵芬指出，因为记载片所再现的是现实全国里的东谈主、事、物，它们势必会因拍摄这一转为的介入而对于现实全国和被摄者带来不同进度的影响。

记载伦理的中枢问题是如何处理拍摄者与被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学者吕新雨将这一关系问题视作记载片的结构性所在：“取消这个关系，即是取消记载片”。其背后，是关连再现政事的论辩。视觉再现自身便浸透着权益关系，看与被看组成了权益的角力场，学者周佩霞和马杰伟指出，其要道在于“再现的主体在那边被再现、如何被再现，以及对再现的结果权”。

拍摄筹算下，记载片的拍摄者和被摄者履历了一个主体间的、心扉上的复杂互动进程，两边在再现政事上也组成了相对病笃的博弈关系。拍摄者退藏在摄影机背后，以摄影机为火器，介入被摄者的生涯，而其介入的范例安在？将被摄者的私东谈主空间公开化，这一记载的再现到底对被摄者是组成了浪费与克扣，如故为其达成了赋权与发声？

奉陪再现的伦理问题也被视作记载片的“原罪”。记载片自出身着手便使命着“再现的罪孽”前进，回溯全国第一部记载片《朔方的纳努克》，被摄者纳努克因为配合导演弗莱尔蒂的影片拍摄，莫得储备糟践的食品，以至饿死于隆冬之中。而导演张赞波认为，用伦理范例凝视记载片创作，是一种泛谈德批判，脱离电影的本色论，“高估了记载片在现实生涯中对于拍摄对象的作用”。真实、在场是纪实影像的追求，伦理、谈德又看成其基点而存在，真实好意思学诉求与拍摄两边的病笃关系，“具有一种正反交互、无限辩难的吊诡式的辩证意味”（刘洁，2016)。

《朔方的纳努克》cc封面

这一双矛盾组成了记载片发展的内在驱能源。在西方，记载片的发展履历了由六十年代盛行的真实电影和平直电影到七十年代更具自传体色调的、愈加个东谈主化的记载片的编削。平直电影主张客不雅不雅察，条款拍摄者化身“墙壁上的苍蝇”地谈记载，而拒却其以任何风光喧阗被摄对象与拍摄事件，但其悖论在于，摄影机的存在恒久齐会干预到被摄者的日常轨迹，所谓实足的客不雅、中立恰正是“当摄影机完全处于被拍摄者的视线除外、果断除外”才有可能达成，而通过欺瞒、偷拍等等技巧赢得的素材又会使其备受伦理的拷问；真实电影不袒护干预步履，主张拍摄者通过主动参与来积极促成事件的发展，挖掘潜藏的真实，但介入过度，就容易变成结果（黎小锋，贾恺，2003）。

为了缓解拍摄两边因伦理谈德产生的“再现危境”，“一些拍摄者不再拍摄他东谈主，而是将录像机瞄准了我方”，这也解释了现时记载片创作的私影像趋势，即其中涌现着越来越多个东谈主化的、自反性的影片。天然创作有模式，然而伦理并无公式可套，对记载片伦理问题的念念考是一个实践化、动态化、具体化的进程。史杰鹏（J.P. Sniadecki）认为，莫得哪种影片模式较之其他会处在谈德的制高点上，记载片是一个“活泼、病笃、易变”的再现方式，拍摄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在于外皮既定的范例，而取决于“拍摄所际遇的具体动态进程和最终选拔使用何种摄影片断”。

记载片的伦理风险看似无解，也许只可寄但愿于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一些学者提倡将拍摄两边围绕记载片的博弈互动滚动为一种招引关系，并希冀两边进行谈德对话，在对话中实践个东谈主与社会使命，以缓解伦理逆境。这一进程中，拍摄两边相互影响的交错关系得到正视，谈德对话与伦理反念念自身或将成为记载片的内容之一，藉此在动态、活泼的个案实践中持续对伦理谈德问题作出恢复。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的再现角力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是一部典型的参与式记载片，不但呈现出被摄对象Tom的生涯状态，也包含了拍摄两边的相处进程。影片通过叙述字卡的风光，穿插了吴耀东的内心独白，让不雅众得以窥见导演在拍摄中的困惑与拒抗。这部记载片之是以激发弥远的伦理经营，正是因为再现的角力蚁合于景框表里，吴耀东与Tom之间的权益博弈成为了影片的中枢印迹。

Tom的性少数身份以及罹患艾滋病的履历是吴耀东在拍摄着手想要留神挖掘的内容，借以论述这位天之宠儿的着迷。旯旮东谈主群频频是记载片倾向选拔的题材与对象，但正如前文所说，这种对旯旮东谈主群的再现伴跟着窥视与被倾听、克扣与赋权的争议风险。在影片中，吴耀东较多时辰呈现出的，是一种居于主流的、“经常东谈主”的姿态，以俯瞰的视角看待Tom。但是，Tom的“上演欲”、苍黄翻覆的情感并不受制于吴耀东的拍摄节律，一再挑战吴耀东被摄影机所赋予的“泰斗”，吴耀东时常合计我方被他“愚弄”。

“在病院陪了他一整天，看着他一下在我眼前舞蹈，一下又跑回病房反复折叠被单，那晚，因拍摄而经久相处积压已久的情感就地崩溃，我决定躲回台北不再理他。”

“近一年，拍摄的相处，他景况持续，好像是不竭地考验别东谈主对他的哑忍极限，天然，也包括我。”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叙述字卡）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截图

吴耀东在叙述字卡中以自白的方式吐露了情感，起火Tom的干事方式、身心景况对我方拍摄筹算带来的防止。而毕业期限将至，吴耀东急于得到中枢素材来完成影片的拍摄，便以较为强势的言辞逼问Tom。

Tom：“问啊。”

吴耀东：“即是那件事。”

Tom：“什么事？”

吴耀东：“十七岁被强暴。”

Tom：“怎么样，哪一部分？”

吴耀东：“前后傍边！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对话）

在这段对话里，Tom主导话语的肇始，但吴耀东随后用“前后傍边”这近于审问的四个字取得了优势。这种生硬的、情感化的发问方式无疑促使拍摄者由介入滑向了结果。

吴耀东：“你要作ending，就要给我好多东西呀，你要给我一个比较详备的东西。重新到尾这整整一年，齐是这么在搞，我知谈那种进程是很不清闲的，阿谁回忆旧事是更不清闲的，然而你目前也曾过到目前啦，你如故活着啊。”

吴耀东：“你不要光想，你要跟我讲啊！我需要你讲，否则片子怎么看，我目前只想我的片子。”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对话）

吴耀东逼问Tom讲述如何感染艾滋病的进程，强制性地让他剖开伤口，露馅身心创痛，以服务于我方的影片，而此时镜头前的Tom泣不成声。

这种愈发强烈的病笃关系终于将已存的伦理风险激发至危境状态。呈现震怒吴耀东认为Tom“讲了一堆空论”后，让Tom干脆用演的方式，“推崇出很不清闲的样子谈我方的艾滋病”。

Tom：“不知谈什么时辰才能杀青哀悼，30岁，像一场赌博一样。然后得了艾滋病，又被送去神经病院，干事也丢了，好几次休学、从戎，三暖和又火烧，每件事好像齐吓到我。像游魂一样……持续地寻短见，又被救活……好啦讲不下去了。”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对话）

Tom血泪地罢手了这段辨白，上演在堕泪中裂解，显败露一个东谈主消极的底色。此刻，退藏在摄影机背后的吴耀东因过度的结果方式使得他的拍摄对象受到了伤害。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截图

才子着迷、同性恋、艾滋病等等标签，是吴耀东认为Tom对记载片拍摄的价值化内容所在，也成为了他我方对影片预设的论调与态度，而Tom的“主体性”却无法餍足于他的预期，在这场对于再现的角力中，ag平台真人百家乐被激愤的吴耀东选拔用结果与指引上演的方式将Tom的创伤秘籍以奇不雅化、景不雅化的泄漏到人人范围，断然组成了一种克扣。但吊诡的处所在于，吴耀东并非仅摒弃Tom在其指引上演下的辨白，而是将我方在拍摄进程中逾越伦理畛域的审问、约束、言语刺激，及两东谈主由此产生的争吵一并暴露在正片之中。

这种作念法在一些东谈主看来是以保留暴力的步履消弭了“暴力的逻辑”，“这个‘暴力的逻辑’的含义是指记载片拍摄者凭借着区别等的权益，将镜头瞄准他东谈主，而在成片中剪掉我方的画面”（史杰鹏，2014）。

吴耀东保留了这些对Tom充斥言语与精神暴力的形势，从而使影片的伦理负罪在基于“在场”与“真实”的层面得到一定进度的消解，但这并不成澈底地将其豁免。

于是，这段病笃的博弈关系与吴耀东对于伦理畛域的试探最终取代了Tom被景不雅化的祸殃而成为了这部记载片确切再现出来的东西。

吴耀东在影片中屡次通过字幕卡写下反念念。

“在他眼前我像个憨包，持续地混浊，持续地想整理，却又不太敢面对问题的中枢，然而，他老是能够对我安心性讲演那段痛楚的过往，这令我特殊不开心。”

“其实，我根底很难意会他所说的总总病痛和哀悼。我只嗅觉到，每次的碰面和对话，我只是他再一次移情或者慰藉的某个对象。”

“我无法了解生命，他也一样，摄影机谁不详的，它将带来黑白，带走你的灵魂。”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叙述字卡）

吴耀东认为，拍摄两边的僵局在于我方无法意会和共情Tom，无法平视具有强烈主体性的Tom。这场对于再现的角力，看似吴耀东赢了，但他无法确切消弭这段拍摄历程也曾变成的伦理问题，摄影机横亘在景框表里，成为一种“黑白”拷问着拍摄者的内心。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截图

《Goodnight & Goodbye》的谈德对话

吴耀东和Tom之间的关系纠葛并莫得断裂在《在高速公路上拍浮》的杀青，前作的伦理问题延至二十年后的续集《Goodnight & Goodbye》。近二十年间，吴耀东的记载片创作行状平平，想要重回创作原点找寻我方，于是有了再拍一次Tom的筹算。2015年，吴耀东与友东谈主何经泰开赴去寻找Tom，不同于前作仅是以声息与插卡字幕的风光出现，此次吴耀东现身于何经泰掌镜的画面之内。

《Goodnight & Goodbye》剧照

见到Tom，他们围绕也曾的拍摄与如今的境况交谈了一晚，而这亦然吴耀东与Tom两东谈主对于那段病笃拍摄关系仅存的理解。

吴耀东：“我也有在想说，那是不是片子变成，就像你目前想饰演的阿谁扮装，干脆你是一个针对这种议题的发言东谈主。我又不太心爱拍这种东西。”

Tom：“捏不住你的问题，因为你试图去归类，去解释，那种东西对于我而言齐蛮难的。我可能比你更简便，那一朝遇到那种问题，我就必须想很久齐不见能够给你很明晰的谜底。”

（《Goodnight & Goodbye》对话）

吴耀东不心爱Tom也曾在镜头前的“推崇力”，Tom则认为吴耀东是用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归纳、解释他的东谈主生，而这种模式让他无法作答。半夜，吴耀东和Tom在饮酒后发生了争执。面对吴耀东的反复追问，Tom选拔千里默。

终末Tom醉倒，掌镜的何经泰在摄影机后指挥吴耀东拿垫子让Tom靠着，以免受伤，吴耀东则几次不得法式，何经泰惊奇：“你莫得护理过东谈主啊。”

何经泰：“你太强势了，强势到我合计你不是在追寻的嗅觉，反而是有少量要跟找一个东谈主打架的嗅觉。你要找他不是要追寻什么，反而是你们有许多的结一直纠结在那里，你莫得开，看起来，他也曾开了，你反而一直在阿谁结里面。你到底要追寻什么？要拍什么？”

（《Goodnight & Goodbye》对话）

面对何经泰的贬低，吴耀东在其时的回答是“追寻自我，追寻记载片的现实”，比较之下，何经泰在其时经由不雅察与发问捕捉到这场拍摄筹算的初志与中枢——“此行的主轴并不在重访Tom，而是吴耀东藉由Tom来处分我方的问题，因为吴耀东无法面对我方的问题安在。”（郭敏容，2019）

三年后，吴耀东在影片的自白中承认，这是“一种用创作来迷幻我的虚荣。致使不明晰为什么去找他。”吴耀东预设的“追寻自我”，究根结底是他想通过与Tom进行一场谈德对话来解开多年心结。但这场谈德对话却莫得以“在场”的方式接续伸开，Tom暴毙这一突发事件让吴耀东看成记载片干事者澈底失能，堕入更大的伦理危境。

次日早晨，吴耀东与何经泰来到Tom家中筹算接续拍摄。记载片正片出现了凌乱冗杂的客厅特写，吴耀东曾在一场映后话语中默示，其时拍这些画面，是想要构念念生涯环境与这个东谈主的关联，服务于我方的拍摄筹算，却不意Tom也曾死在了卧室内。（吴耀东于出席2021年12月“分享空气，共度时光”记载片线上展映的映后会谈，笔者看成不雅众参与其中。）在面对牺牲的时辰，吴耀东收起了录像机。拒却摄影机对于牺牲的见证暴力，是吴耀东为这场伦理事件设定的终末底线。无法笃定摄影机的再次介入究竟与Tom的牺牲有无关联，但是摄影机的“黑白”因为这场陡然的弯曲变成了记载片的“阴魂”。

之后三年，吴耀东拜访过Tom的故旧，征集了他生前的信件手稿，再行不雅看二十年前拍摄《在高速公路上拍浮》的素材，将这些访谈、文献、影像裁剪看成《Goodnight & Goodbye》的后半段来讲明这个东谈主也曾的讲究与悲哀、好意思好与侘傺、怀道迷邦与茕茕而立。通过Tom生前的信件、访谈和摄影片断，吴耀东勉强出一个落空却真实的东谈主生图景。

《Goodnight & Goodbye》剧照

在这个进程中，他以旁白的风光持续反念念我方与Tom的关系，时而嘲弄我方的炫夸，时而忏悔昔日的疏远。然而，这场对于记载伦理的谈德对话，却因Tom的离世而变得支离落空。对话的一方永远缺席，只剩下吴耀东自说自话来填补这段未完成的交流。

“你能够不知谈，那时辰在拍你，我有何等歧视你，那种嫌恶感是越拍越深。我以为拿了摄影机，你就得听我的，你却持续地骗取我，唬弄我。我嗅觉你对我的鄙视，我嗅觉在你眼前很不胜。”（《Goodnight & Goodbye》吴耀东自白）

承认我方只为完成拍摄任务却对Tom“不了解”、“不在乎”，承认我方多年的牵记与傀怍，承认“靠着别东谈主来追寻我方，是一件好笑的事”。吴耀东进行着谈德自问，但愿再一次从“暴力的逻辑”中得到豁免。

“我想起昨夜集中的画面总总，从惊吓发怵，晕眩想吐，转成惭愧哀悼，借口来说声抱歉，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为了我方的片子。若是终末那三声抱歉是他谢世上听到终末的声息，那他用这么的方式离开，是在跟我谢绝，如故跟我寻衅。我到底要找什么？”（《Goodnight & Goodbye》吴耀东自白）

吴耀东所谓追寻的“自我”，适值戳中了记载片伦理问题的中枢。“记载伦理的重点是拍摄者我方”，面对被摄者，拍摄者自我身份的里面病笃和外部博弈，“共同组成了一种针对自我的伦理免强”（吕新雨，2011）。

当频年被问及记载片的“原罪论”时，吴耀东仍旧推崇得纠结矛盾，先后承认又否定了记载片的“原罪”，最终感触：“你若是心里齐在想这些的话，那就不必像咱们这样子拍片了”“确实至心去面对你的拍摄对象，或面对你的作品比较勤奋。”（吴耀东于2021年12月出席“分享空气，共度时光”记载片线上展映的映后会谈，笔者就记载片的“原罪论”及记载伦理向其提倡问题。）

对于《Goodnight&Goodbye》这场滞后且一方缺席的“谈德对话”，是一个纪实影像干事者在“伦理免强”下为失责而作念的救援，但其自我仍然在记载与伦理间的矛盾中逗留，踽踽而行。

《Goodnight & Goodbye》剧照

动态的谜底

记载是一个动词，“不仅越过了影片表里的界限，何况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能源，影片的文本与现实之间相互携裹与共生，并以此方式持续推动和孕育”（吕新雨，2011）。《在高速公路上拍浮》与《Goodnight&Goodbye》这两部记载片组成的不仅是影像与叙事，它们通过“再现”与现实全国产生的联结是一段越过二十年的东谈主际关系。纪实影像与现实生涯携裹与共生，拍摄者与被摄对象所面对的是“旁不雅与介入、剪裁与讲明、交换与交换、窥视与被倾听的渴求之角力，还触及‘真实’这项似乎无可挑战的框架”（胡慕情，2019）。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与《Goodnight & Goodbye》不错看作接洽记载伦理的典型案例，经典而又具体地呈现出拍摄两边的权益关系、记载片真实追求与伦理问题间的矛盾纠葛。这一伦理事件也障碍恢复了一些学者们提倡的“谈德对话”。谈德对话仅是依靠言辞同样与交流即可吗？看成一种招引关系，记载片不单是指向协议，更应触及心扉上的联结。影片中，吴耀东和Tom齐糟践古道，但其关键在于难以越过拍摄任务而确切意会相互的主体性。

伦理本是一必须历经复杂念念辨才能提倡暂时解答的变动性的状态（胡慕情，2019），而这些暂时的解答又很快因新景况的出现而颠覆，每个个体所具备的突出性齐将为记载伦理的动态发展提供教训。对于纪实影像干事者来说，举起摄影机的那一刻，不仅是对被摄者生涯的介入，更是对自身伦理底线的凝视。

如安在记录真实的同期，尊重被摄者的尊荣？如安在追求艺术抒发的同期，承担起对不雅众的使命？这些问题莫得范例谜底，但却请示着咱们，记载精神是对东谈主性与谈德的持续追问。

《Goodnight & Goodbye》剧照

《Goodnight & Goodbye》海报

《Goodnight & Goodbye》影片先容：

为了“自我追寻”，导演启程寻找他1997年作品《在高速公路上拍浮》的主角。路线迢迢开了20年，盘踞内心的阴魂恒久挥之不去，而突发的事件，令刻意淡忘与遁藏的种种顿然浮现咫尺。无法打理的矛盾，从虚实迭替的假象中持续迸出，不知为何初始，也不知何时杀青，东谈主称作家已死，报应朝夕到来。

《在高速公路上拍浮》影片先容：

影片接洽着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係,1997年十月旬日，吴耀东在灿烂花火下的西门町，初始拍摄这部对于Tom和他之间爱恨情仇的记载片。在整整一年的拍摄相处中，一直存在他们之间的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战役，摄影机掌控权益的战役，一又友相处间诚信的战役，但存在于Tom身上的,那只是死掉和活下去对于生命现实的战役。

导演：吴耀东

先后就读于辅仁大学行祖传播学系、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载接洽所。自1996年起拍摄记载片于今。

记载片《在高速公路上拍浮》获金穗奖记载片影带类首奖、1999年山形外洋记载片影展小川绅介奖、入围香港外洋电影节。其他代表作品包括《瑞明乐队》《放流》《舞台》等影片。最新作品《Goodnight & Goodbye》入围TIDFF2018台湾外洋记载片影展亚洲视线竞赛单位。

参考文献：

[1]比尔·尼克尔斯(Bill Nichols)(2007).记载片导论（陈犀禾、刘玉清、郑洁翻译）.北京：中国电影出书社.（原著出书年：2001)‍

[2]吕新雨.(2012).“底层”的政事、伦理与好意思学——2011南京零丁记载片论坛上的发言与补充. 电影艺术(05),81-86‍

[3]刘洁.(2016).记载片:在场与伦理谈德的病笃. 当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106-109+

[4]黎小锋.(2012).“平直电影”的伦理接洽. 新闻大学(02),101-109+154‍

[5]黎小锋，贾恺.(2003).记载,是一种招引:谈记载片中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 电影艺术(04),67-69‍

[6]‍邱贵芬.(2016)《「看见台湾」：台湾新记载片接洽》.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书中心

[7]周佩霞，马杰伟.(2009).视觉政事及谈德伦理——记载片《麦收》引起的争议.传播与社会学刊(09),203-209‍

[8]史杰鹏.(2014).莫得任何记载风光，能处于谈德的优势.电影作家(07)‍

[9]张赞波.(2017).对于记载片伦理问题的少量恢复或想法.[2022-1-3].https://disquel.wordpress.com/2017/12/27‍

[10]胡慕情.(2019).车尘已远，他亲见了牺牲.纪工报(58).[2022-1-6].https://docworker.blogspot.com/2019/02/goodnight-goodbye_15.html‍

[11]郭敏容.(2019).《Goodnight&Goodbye》：向不在场的阴魂征讨自我.纪工报(58).[2022-1-6].https://docworker.blogspot.com/2019/02/goodnight-goodbye_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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