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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楊彥妮（香港汉文大學〔深圳〕东谈主文社科學院）

電郵信箱：[email protected]

來源：《新亞學報》，第四十卷第一期（2023年06月）

作家按：文本的寫作時間赶巧筆者在中山大學责任，有幸和博雅學院、歷史學系諸位師長友一又數度問學往還，獲益良多。在專業領域內，筆者有幸參加香港汉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嚴志雄教师主办之「明清文學講習雙月會」與「明清文學盘问學會」，學友們攻錯補牢，至心銘感。有幸送審之後，蒙匿名評審學者提供從理論到史料的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編者按：公眾號版块徵得作家应许，刪去通盘注釋、插圖、參考書目。原文足本，請以華藝數位平台（https://www.airitilibrary.com/）下載版块或紙本學報版块為準。

本文共計22000字，閱讀時長約為87分鐘

英文題目及节录附於文後

Title and abstract in English are attached at the bottom.

明萬曆十四年（1586）秋杭州西湖的南屏社集，由文壇遑急东谈主物汪谈昆（1525–1593）擔任盟主、活躍的商东谈主子弟卓明卿（1535–1594）擔任東谈，雲集二十多位東南名士，創作一系列詩文作品。筆者詳考史事，細讀文本，爬梳細節，重現是次社集的文化、政事、社會等多重面向。它既是具體的、受制於達成條件的遊樂活動，又是谨守社集傳統的行為藝術；既是文學才華和放弃东谈主格的展示，也受打发規則與禮儀階序的宰制。在南屏社集上以及隨後寫成的相關作品，出於多东谈主之手，且遊走於作為事件的社集和文學文本構築的社集兩端，相互彌合又相互「拆臺」，不無扞格之處。自晚明迄今，形成兩大誤解：或將王世貞作為實際到場的賓客，或將萬曆十一年（1583）中秋的西湖之會和十四年秋的南屏社集混而言之，在此基礎上闡發其文學文化意義。筆者認為，上述誤解與其說是源於對文獻和史事的誤讀，不如說更近於汪谈昆為主的社集賓客在落筆之際的罕见營造。不在場的王世貞具有特別的意義：他既是社集的极度參與者，亦然社集翰墨創作時的預設讀者。將他的存在和注視納入考量，南屏社事和翰墨的意義才智获取更齐备的釋放。

萬曆十四年（1586）秋天，汪谈昆（1525–-1593）、卓明卿（1535–1594）、屠隆（1542–1605）等近20位東南一帶的文化东谈主物麇集在杭州西湖南側南屏山麓的淨慈寺，觀景賦詩，敦睦交誼。東谈主卓明卿將這次自發組織的活動稱為南屏社集，並且相約在各自熟識的一又友圈中邀請附和。位望最隆的汪谈昆寫了很長的一篇〈南屏社記〉（以下簡稱〈社記〉）記載是次社集的始末詳情。此時已被革職的屠隆應邀為即將結集的作品寫了序言〈西泠社集敘〉（以下簡稱〈集敘〉），卓明卿作為東谈主也以駢體創作了一篇〈南屏社序〉（以下簡稱〈社序〉）。按照計劃，這些媒介和介紹翰墨，連同在場文东谈主和邀請附和作家的詩作一谈，將由卓明卿負責匯集刊刻。雖然無法確定這個籌劃中單獨发行的《南屏社集》是否付諸實施，但有相當多的篇章都保留在汪谈昆、屠隆、卓明卿的文汇注。今东谈主對這次社集的瞭解主要即是根據他們的翰墨。

以郭紹虞先生〈明代的文东谈主結社年表〉（1947）和〈明代的文东谈主集團〉（1948）為標志，文东谈主社集出現在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盘问視野，後繼學者的盘问大约汇注在對社事史料的鉤千里整理、對文东谈主集團風會消長的梳理，以及對詩學想想的辨析發微等幾個遑急方面。隨著盘问的真切，政事、科舉、地緣、家族、宗教等因素也被納入想考範疇，以期在更多重、細微和複雜的角度下阐述和闡釋歷史中东谈主的想想和書寫。举例羅宗強在關於明代後期士东谈主心態盘问的文章中以〈一次社集傳遞的信息〉為題，通過分析〈社記〉和《卓光祿集》中收錄的是次集會的詩歌作品，並沿著與會諸东谈主、時代話題和個东谈主興趣等信息指向，再行復原了社集時代的东谈主文氣氛，包括對尚武和遊俠的興趣、對情色慾望的外顯化表達、對佛谈等宗教想想的衰落等等。或者說，以社集這個小環境中的东谈主、事、翰墨去呼應和印證時代風潮、士东谈主心態等大環境。相关词，無論是將南屏社視為明代詩社如林中的一個統計數據意義的存在，還是置諸時代文化或詩學的巨流裹挾之下，都對南屏社的情況存在一定的誤解。

领先是關於是次集會的日历，有學者認為是在萬曆十四年中秋八月十五和二十五日分別進行了兩次。所根據的是屠隆〈集敘〉，「萬曆丙戌八月既望後，新都汪伯玉司馬至自京口」，相关词對照汪谈昆〈社記〉中列出的明確的時間線索，「則以下旬五日為會期」，可知中秋仅仅汪谈昆一转抵杭的時間，並非確切的會期。其次則是認為王世貞等东谈主參加了這次的社集。郭紹虞〈明代的文东谈主結社年表〉根據《卓光祿集》收錄的詩作著錄了是次社集：「是年（按：萬曆十四年）秋卓明卿在湖上結南屏詩社，推汪谈昆為主盟，參加者有王世貞、鄔佐卿、汪禮約、曹昌先、王稚登、毛文蔚、汪谈貫、屠隆、宗邦承（按：當為宋邦承之誤）、汪谈會、李自奇、徐桂、楊承鯤、潘之恒、華仲亨。」相关词對照汪谈昆〈社記〉和屠隆〈集敘〉可知，王世貞、王穉（稚）登、華仲亨等东谈主實未親身與會，仅仅通讯附和。隨後的學者说起卓明卿南屏社時经常襲用郭紹虞這個說法。儘管詩歌附和確實是一種參與的方式，但與本东谈主實際到場畢竟不一樣，尤其是對於像王世貞這樣在當時断然擁有遑急的文壇地位和政事文化能量的东谈主物。

相关词對照〈社記〉為主的社集翰墨會發現，上述兩處誤解與其說是學者的断然，倒不如說是汪谈昆等东谈主刻意象要達到的截止。他確實將萬曆十一年（1583）的「中秋之會」作為南屏社集的前身加以追憶，也不斷说起王世貞之名，形成一種王世貞「在場」的閱讀感覺。這種敘述战术在當時就已經见效。在南屏社集20年後，沈德符（1578-–1642）筆下一則關於金華胡應麟好使酒罵座的記聞中，汪谈昆三昆仲和王世貞兩昆仲，以及戚繼光等东谈主會於西湖，自負才華的汪谈會出言質問王世貞：「公奈何遽以詩統傳元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出倉促不足答。」這則記聞將萬曆十一年、十四年的西湖之會以及在王世貞弇山園發生的諸多細節摻雜在一起，營造出一個以王世貞、汪谈昆為中枢群體的充滿戲劇衝突的文壇瞬間。如何把捏南屏社傳遞的信息，触及到如何通過社集翰墨瞭解當時的情況，同時如何判斷社集書寫營構的種種幻與真，本文通過重探南屏社事和重讀汪谈昆等东谈主的記錄來嘗試解答上述問題。

一、社集概況：賓、主、時、地

汪谈昆，字伯玉，徽州歙縣东谈主。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曾經任義烏知縣，後來陸續擔任過襄陽知府、福建按察司副使、湖廣巡撫，直至兵部右侍郎。萬曆三年（1575），汪谈昆任滿致仕回家。退職閒居之後，他對文事十分经心，通過詩文向王世貞頻頻示好，尤其對李攀龍、王世貞的復古詩論大加稱賞，经常有公開左袒王世貞的言論。兩东谈主年輩相當，又對文學持共同的主張，漸漸成為東南聲望最高的兩大文壇領袖。從萬曆十一年至十四年間，他數度來往吳越訪友會親，活動頻繁。南屏社集上，他是在場諸东谈主之中年輩和名位最為高尚者，被推舉為是次社集的盟主，並為社集詳情撰寫了〈社記〉。這篇翰墨是這次社集始末的最主要的信息來源。

这次集會的東谈主、杭府和气縣塘栖东谈主卓明卿，出自商东谈主家庭，通過捐納獲得監生資格，後來缓慢輪候到光祿寺大官署監事、署正這樣榮譽性質的低級職位。卓氏熱衷結交名士，且入手闊綽，那些名士既驚訝於他的文學才華，也為他歲時的饋贈所籠絡，漸漸將他引為同谈，為他揚名。卓明卿在北京驱驰干謁時認識了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1536–1588）。世懋在〈卓澂甫詩集序〉中回憶我方萬曆五年（1577）便谈輕裝去塘栖拜訪卓明卿的情況。在卓氏另闢的竹林禪室中，他們飲酒聊天，酩酊而別。次年，卓明卿去婁東拜訪王世貞。王在萬曆六年（1578）八月寫成的〈卓澂甫詩集序〉讚他「好意思風神，善談笑」，「其論詩翩翩能解頤」。此後，卓父的墓表、卓母的墓誌、卓的傳記、卓所刻書籍的小序等請託絡繹不絕而至，以至於王世貞忍不住懊恼：「（吾）是以為子足矣，吾且倦筆硯。」和世貞昆仲在內的打发關係極地面普及了他的名望，在〈示兒子書〉中他情愿地回憶，「自喜托契寰瀛，俊輩班荊，绅士接席，左提右挈，一挽一推。當此之時，自謂無負」。萬曆十二年（1584），李維楨（1547–1626）為卓的詩集撰寫序言：「以此兩賢（指王氏昆仲）左提右挈，澂父足不灭矣。」

雖然不可確定卓明卿和汪谈昆最早於何時認識，但不會晚於萬曆十一年中秋。當晚他們曾一同赴浙江總兵胡守仁之邀在西湖之上飲酒作詩，後文將論及。萬曆十四年秋的南屏社集，主如果來自卓明卿的動議。

按照〈社記〉，在是年八月之前，汪谈昆有半年多的遊歷。萬曆十四年春天，汪從歙縣梓里出發，帶著我方的胞弟汪谈貫和從弟汪谈會動身去太倉，在王世貞的弇山園及近邻的名勝歡會數日。四月前後，他辭別世貞，帶著弟弟北上京口，在金山、焦山等地避暑觀光。八月初三，他去揚州觀看了曲江潮。秋意漸濃，他绸缪回家，此時他的兒子汪無擇加入了父親和叔父一转东谈主。在八月份，王世貞又寫信邀請他歸途便谈來訪。他惦記著回家，又想順谈遊覽別的场所，便辭謝了世貞的好意，經過太湖、吳江，沿運河而下，經過五晚抵達杭州城外的北新關。杭城的按察司長官欢迎他們一转东谈主下榻在西湖的湖船上。不巧汪谈昆此行想見的馮夢禎（1548–1605）、王荁（字季孺）兩位翰林又恰好有事去越中，需要他多等九天。汪谈昆和卓明卿討論，示意不想久留。卓明卿為了說服他，將來客的名單逐个羅列如下：

今茲之會，取數滋多。司馬儼然臨之，昆仲父子具在。自四明至者，則屠長卿、汪長文、楊伯翼。自吳門至者，則曹子念、毛豹孫。自華亭至者，則曹叔重、陸君策，都從長卿。自京口至者，則鄔汝翼、茅平仲，都從司馬。自天臺至者，則蔡立夫。自金陵至者，則李季常。乃若潘景升則前驅，徐茂吳、李含之、楊想說、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則東谈主也。茲亦不期而集，不後不先，惟茲若而东谈主，東南之好意思具矣。

這份名單中触及21东谈主，分別是：歙縣的汪家三昆仲、谈昆子汪無擇（字象先）和潘之恒（字景升），錢塘东谈主李時英（字含之），和气东谈主卓明卿（字澂甫）和楊兆坊（字想說／悅），餘杭东谈主徐桂（字茂吳），鄞縣东谈主屠隆、汪禮約（字長文）和楊承鯤（字伯翼），蘇州东谈主曹昌先（字子念）和毛文蔚（字豹孫），上海东谈主曹叔重（按：推測即曹重甫）和陸萬言（字君策），鎮江东谈主鄔佐卿（字汝翼）和茅溱（字平仲），揚州东谈主李自奇（字季常），天臺东谈主蔡立夫，以及應該是杭府土产货东谈主的俞叔懋。這些东谈主之間關係限於篇幅無法詳述。單就社集這一語境而言，不错簡單分為三類：來自歙縣的汪家昆仲父子，他們是这次集會想要欢迎的貴客；來自杭府土产货的卓明卿等东谈主，他們以東谈主的因素負責策劃籌辦；慕汪谈昆之名前來與會的眾賓客，他們或是汪的門生故交，或是卓明卿的一又友，或是更間接的一又友同學。在這些賓客中比較值得属意的是來自浙東鄞縣的屠隆。他是萬曆五年的進士，先後任潁上、青浦知縣。萬曆十一年，升任戶部主事。萬曆十二年十月，因為和西寧侯宋世恩宴飲之際不加約束的「淫縱」行為而被彈劾削籍為民。在為我方抗辯的過程中，屠隆沒有獲得王世貞聲援，因此罕见向汪谈昆處尋求搭救。前一年他往新安參加了汪谈昆主办的白榆社的活動，此後不斷在給汪的信中表達想要再見面的期待，這一次他帶著我方的鄞縣同學汪禮約、楊承鯤和在青浦任上結識的曹叔重、陸萬言等东谈主一起來參加盛會。不错說，八月二十五日的南屏社集並不是一個鑿空而來的顷刻间事件，對於汪谈昆、卓明卿、屠隆等东谈主來說，都有他們各自的东谈主生境況和始末緣由。

從匯聚而來的路線看，與籍貫不盡一致。他們大多從鎮江、蘇州、松江這些江南運河沿線地區以及南京這種中心城市匯集而來，這恰是汪谈昆在萬曆十四年春夏遊歷東南所經之處。是年春天他們從新安至京口，一方面是給此時離職的徽州府推官龍膺（1560–約1618）送行，另一方面是為了給弟弟谈貫尋醫治病。汪谈昆帶著他們經過杭州，東上弇州見王世貞，又經蘇州、無錫而抵鎮江，和龍膺在江邊分別，會合了兒子汪無擇，一起折返。在這一齐上他已經見了社集名單上的不少东谈主，鄔佐卿和茅平仲還和他一齐同业至杭州。

必須指出的是，汪谈昆〈社記〉中的社集名單並不是當天賓客的全部記錄，更近於汪谈昆和卓明卿視角下、籌備階段的一份記錄。根據潘之恒〈二十五日同汪伯玉司馬、鄔汝翼、茅平仲、俞叔懋、李季常、汪長文、汪仲淹、屠長卿、宋伯靈、汪仲嘉、徐茂吳、楊伯翼、汪象先、鄔章甫、周義卿集西湖淨慈寺，是日卓光祿澂甫張具徵召名妓十二东谈主佐酒，即席分體賦詩，得時字〉一詩，當天到達的东谈主，宋伯靈可能即是《卓光祿集》所錄之「雲間宋邦承」，而鄔章甫、周義卿事跡失檢。再根據潘之恒〈中秋雨夜同四明汪長文、屠長卿、楊伯翼、張孺願、公魯、屠文長、吳秀甫宿淨慈禪房，分得雲字〉七律，可見在集會前的中秋當晚，屠隆、汪禮約、楊伯翼、張邦侗（字孺願）這些鄞縣的同學舊友集體宿在淨慈寺僧房，有一次小範圍的聚會聯句。南屏社集後，屠隆給蘇州的王穉登寫信提到汪谈昆這次集會：「抵虎林，適汪伯玉司馬至自焦山，約會於湖上。一時耳食之徒紛然雜至。」從屠隆的視角來看，聞訊而來的东谈主十分多，他也无意都熟識。因此，能進入〈社記〉的賓客名單，至少需要一定的知名度。

杭城是大運河南端的繁榮都會，它與東朔方针的蘇、松一衣帶水，亦然西邊的徽州、南邊的閩粵往來吳地的必經之路。在南屏社賓客們的翰墨中经常通過諸多日常細節和記憶表達對杭州的地舆感受，也即是东谈主文地舆學常討論的「场所感」（place attachment）。對屬新安江水系的徽州而言，杭州頗有離家最近的大都市的意味，以及交通中轉方面的特別功能。水路前去東南的蘇州、松江，经常要經新安江走嚴瀨下錢塘，從杭州再轉另外的水路或陸路。萬曆十三年（1585），在前一年十一月被免去廣東總兵職務的戚繼光（1528–1588）打理行囊，動身回山東梓里。老一又友汪谈昆想在戚繼光北返的路上見面送行，在給戚的信中說：「第以歸計籌之，歸必取谈浙中。僕必相期一別。其在省會，則相互有他，凡百由东谈主，徒茲騷驛。」汪谈昆不想把地點定在省會杭州，因那裏行動受东谈主安排，不平定，因此提議兩东谈主的船在京口一帶會面。而在萬曆十四年的行程中，汪谈昆曾兩次經過杭州。他的七言律〈李含之、徐茂吳集龍君御、鄔汝翼父子及余昆仲泛湖，得春字〉，即是在春天經過杭州，於湖上遊玩集會分韻之作。除龍膺外，這些东谈主似也都參與了秋天的南屏社集。

與汪谈昆、龍膺附和的李時英、徐桂，都是杭州土产货官紳，迎送往來在他們日常生计中比重頗大。李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舉东谈主，隆慶五年（1571）進士。按照明代進士的常見仕歷，概况先任廣東欽州知州，後任至禮部郎中，由此致仕、辭職或革職不詳，時东谈主稱他為「李祠部」。徐桂（？–1605），字茂吳，本是長洲东谈主，後來移籍至餘杭。他和屠隆、馮夢禎都是萬曆五年進士，任袁州推官，後受彈劾辭官。作為土产货东谈主，他們时时在外地文人遊覽西湖或蒞臨杭州的詩中作為遊伴出現，並結下長期的友誼。举例臨川东谈主帥機（字惟審）就有〈始遊西湖，步六橋，同友东谈主李含之〉、〈浙江驛解纜，寄李含之祠部〉。致使隨著他們在外的驱驰，西湖也不错作為他們的郡望或东谈主格特徵，举例屠隆〈懷徐茂吳〉「好意思东谈主南國傍西湖，勝具高情迥自孤」，再举例湯顯祖〈送前宜春理徐茂吳〉「西湖徐君好意思如斯，渺渺東來渡江水」。萬曆十一年重陽，李時英和杭州府同知喻均（字邦相，萬曆七年［1579〕進士）等东谈主共同欢迎了途經杭州在此暫駐的汪谈昆一转，大約统一年，胡應麟等东谈主與喻均一谈遊湖，行至玉泉，徐桂帶著家釀酒來加入。[18]萬曆十四年暮春時節，這些杭城土产货的士紳又盡田主之誼，和汪谈昆、龍膺等东谈主在湖上泛舟聯句。杭府土产货东谈主除了李、徐、卓幾位外，事跡可考者還有楊兆坊，字想說（一作想悅），杭州和气东谈主。他曾經參與過萬曆五年杭州知府劉伯縉等东谈主主办、退休官員陳善總纂的《杭州府志》的編寫，彼時他作為和气縣儒學生，和其他12位府縣同學一谈位列「考輯」东谈主員。在同時代东谈主的文集上，经常可見楊想說欢迎一又友遊湖一事，他在杭城一直都很活躍。在〈社記〉中，卓明卿力勸汪谈昆參會，提到「徐茂吳、李含之、楊想說、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則東谈主也」，是因為從情理上說，這五位土产货士东谈主都有資格作念東谈，不輕易越過這幾位，恰是卓明卿情面練達的场所。

杭州對於四明和天臺一帶的文人來說，無論是地舆還是心理距離都更近。萬曆十三年，屠隆被削籍南還，帶著家族在西湖避暑，盼著能在此見到從徽州東行的汪谈昆。萬曆十四年头，從徽州參加完白榆社回家之後的屠隆致信指示汪谈昆「以花時與不穀會於西湖」的約定。這些都是基於對雙方地舆位置的熟识和判斷。

對於從吳門、華亭、京口、金陵過來的其他與會东谈主來說，位於大運河南端的杭州向來是一衣帶水之地。根據寫給士商行旅參考的《寰宇水陸路程》的記載：

浙江杭州府至鎮江平水，隨風逐流，古稱平江。船戶和气，河岸若街，牽船可穿鞋襪。……緩則用遊山船缓慢游去，急則夜船可行百里。秋無剝淺之勞，冬無步水之涉。

不論什麼時代的讀者看到這裏，都能感受到蘇杭這一區域的便利、安全與有序。這條路大约亦然汪谈昆從揚州南還後所經過的路線，「信震澤，宿吳江，仙仙乎遊也。……五宿而達北關」。從吳地而來的賓客們，也許出於不同的具體機緣，但總體上不错說是汪谈昆一转东谈主往复巡遊在一起帶起的風潮。

需要補充的是，從杭城武林門外的北新關出來，船行四十五里之地即是卓明卿家所在的塘栖鎮，东谈主烟阜盛，商業繁榮，是東上往來的必經之地。卓氏能夠獲知這二十多位賓客的情況，事前的郵傳約期、協調統籌等聯絡责任並不簡單，除了他我方特別有社會活動的才智外，和他的家地處要衝位置也有一定關係。

萬曆十一年，杭州曾堕入十分緊張的狀態，城內因保甲轨制激起了民變，城外因削減東西二營兵的月餉而引發了營兵嘩變。王世貞在得知汪谈昆的兒子汪無擇（字象先）在杭州時曾經不無擔憂地問：「象先何故尚留錢塘耶？彼地驕卒脫巾，肖甫暫出鎮，想當一相聞。」浙江巡撫張佳胤（字肖甫）以奥妙的期间沉稳了變亂。但整個城市受到很大的衝擊。以監察御史巡視浙江的范鳴謙（字貞夫）提到騷亂引發的蕭條，「當兵民遞變之後，湖山阴郁，海內結靷之士，相戒引避，不愿入」。至少經過一年才漸漸恢復，恢復昔时的繁華。

淨慈寺始建於後周顯德元年（954），本來叫慧日永明院，因為所在南屏山的主峰叫慧日峰。宋以後作為西湖南側的大寺，名望地位和北面的靈隱寺相提並論。幾百年間也經歷了幾度興廢。為何會選擇淨慈寺作為結社之地並不了了。但近些年汪谈昆的释教興趣十分濃厚，萬曆十二年他在梓里建肇林精舍，大興法事。萬曆十四年，他在金山焦山一帶遊歷時也安排了释教活動，連王世貞都聽說，「長公作大緣事於金、焦間，帝釋、天龍、东谈主非东谈主等俱供聽，第不免折蘆老衲一笑，如何」，調侃汪自便贊助法會之舉，就像醉心释教的梁武帝一樣，在達摩眼中都不是信得过的善事，只會被達摩哂笑。

關於寺中集會的地點，〈社記〉的表達是「賓主都野服，都籃輿，乘磴而躋西閣」，〈集敘〉為「諸公離畫舫，登佛閣而矚眺」，〈社序〉則用「高倚層樓，下臨初地」。從「西閣」、「佛閣」、「層樓」可見，此時並沒有特定的稱呼。曾參與寺史修撰的杭州东谈主虞淳熙（1553-–1661）在我方的文汇注提到方丈（方丈的居所）：

方丈經萬峰而上，……由（宗鏡）堂外左階通焉，室可三十笏，方一丈者三之，具樓臺之形。下視田字殿五百應真，頂相通可摩可灌。而俯窺蘇堤，蕩子遊女，比慧日所見，衣辨綉文，馬辨毛色，車辨車中东谈主，第差小耳。明聖盡入此中，恍四萬八千獅子座也。時汪伯玉會詞客，客侍一妓，望之宛散花天女矣。

明聖湖是西湖別稱。由淨慈寺方丈釋大壑定稿刻成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的《南屏淨慈寺志》將「汪伯玉會詞客」這句話刪去，而代之以介紹門口和堂上的匾額，「其左有樓五楹，乃歷代方丈所居處」。可見，這棟樓東邊是方丈所居，西邊則是这次聚會之所，故有「西閣」之稱。這個佛閣視野廣闊清醒，又恰好在著明的五百羅漢雕刻的應真殿之上。

以上即是萬曆十四年秋南屏社集的賓、主和時、场所面的概況。杭州的地利之便，汪谈昆一转在東南的往复遊歷，卓明卿靈通廣泛的音尘網絡和統籌協調的才智，等等因素使得想要和汪谈昆會面的賓客更有籌備的時間和安排行程的把捏。卓明卿用「不期而集，不後不先」來稱許这次集會之恰逢其時、水到渠成，背後是好多东谈主力的付出以及东谈主力以外的天造地設。

二、「西湖故事」：萬曆十一年的西湖之會

如上文所述，南屏社集是成立在各種因緣際會和前期籌備之上。這些东谈主之中，汪谈昆、谈貫、谈會和潘之恒、屠隆、徐桂、鄔汝翼等东谈主都參加了前一年冬天在歙縣的白榆社活動。某種意義上南屏社不错視作白榆社的異地擴大版。在萬曆十四年遊歷東南的來往途中，汪谈昆一转曾兩次經過杭州，不乏詩酒附和。相关词，汪谈昆將这次的社集摈弃在何種脈絡之下，想要賦予它何種意義，很猛进程上是他罕见識的選擇，十分值得探討。

在〈社記〉中，汪谈昆说起曾經的一次西湖中秋之會：

往余由武林而趨吳會，即次西湖，四方之雋不期而集者十九东谈主，於是乎有中秋之會。……於時分韻賦詩，半以酒廢，旦日星散，詩不成者什二三。

在萬曆十四年的路径之上，汪谈昆遇到馮夢禎和王荁兩位翰林，他們都但愿他再組織一次這樣的盛會（「胥命西湖照往事」）。

這個被他刺心刻骨的「西湖故事」，發生在萬曆十一年中秋，汪谈昆和被貶到廣東、失落南下的舊友戚繼光在西湖上集會。鎮守薊鎮十六年的戚繼光是作為故相張居正的政事遺產而遭到清理，被調動到廣東任總兵。汪谈昆獲诤友尘後十分殷切地約他在杭州相見：

材官還報，已定錢塘嚴瀨之期，日幾幾望之，何濡滯也？……往者長公自南而北，乃今又復自北而南，此天贊孤，庶幾假我一把臂於舊游遊之國耳。計期則前茅此時就谈，逾月下澣可抵武林。孤當帥二仲以七月二十一日發舟，倘秋水生，計日可達。如河流不利，即改而從陸不難。有懷欲陳，嗣當面盡。

其中的殷切方式一望可知。

中秋當天的情況，通過卓明卿〈癸未中秋，胡總戎載酒西湖，集戚少保、汪司馬、周公瑕、鄔汝翼、孫齊之、方景武、王世周、汪仲淹、仲嘉、莫廷韓、俞孟武、邵長孺、方翁恬、胡元瑞、潘景升，分得八庚韻〉，和潘之恒〈癸未中秋之夕，戚少保、胡總戎帳具西湖，汪司馬伯玉見客，並集諸绅士周公瑕、孫齊之、方景武、王世周、莫廷韓、鄔汝翼、精熟父、俞孟武、邵長孺、汪仲淹、仲嘉、方翁恬、胡元瑞、吳肇成同泛，以舟師行酒，拈先字韻〉，不错大略瞭解。這些賓客包括汪谈昆的親一又故交、戚繼光的幕客，以及土产货文东谈主。

當晚擔任東谈主的「胡總戎」指浙江總兵胡守仁。他曾在戚繼光麾下任事，擔任過福建和貴州總兵，在剿滅海賊林鳳勢力的戰役中立過遑急戰功。戚繼光被移鎮廣東，已經率先感受到政事的險惡和鳥盡弓藏的無奈。中秋會後汪谈昆寫給與會东谈主之一胡應麟的信中說：「往訂春遊之期，則胡總戎為東谈主。其冬總戎報罷，計涉海為難。」可知他們本來約定了次年春天由胡守仁安排乘著軍艦去海上某處春遊。相关词在中秋聚會四個月後，胡守仁即被革職。

對於戚繼光、胡守仁等軍事將領來說，除了感受到張居正身後的政事衝擊，也許還有一種整體趨勢性的壓力，那即是和平時期軍隊的遑急性镌汰了。按照王世貞《張司馬定浙二亂志》的說法，「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向，以桑孔為急，而士医师爭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杭城營兵的月餉被削減了三分之一。為了推论幣制改革，场所政府還绸缪以府庫中積存的劣質銅錢抵掉其中的一半，這些靠食餉養家的士兵們無法领受，因此嘩變。這是普通儒兵的情況。對於戚繼光這樣的高級將領，在張居正主政期間，一直不乏關於他阔绰舉動的傳言。戚繼光愛好文學藝術，身邊聚攏了一大都幕客山东谈主，靠的恰是軍方經費敷裕，相关词後期也漸漸力有不支。

萬曆十一年中秋的這次聚會，不易判斷它的花銷耗費，但處在當時兵變、民變初定的氛圍之下，汪谈昆他們在湖上舒缓高會至夜深，無懼理應愈加嚴格的軍事治理，無懼城門關閉的時間和夜禁轨制，則是胡守仁等軍事將領作為東谈所擁有的特權。汪谈昆〈中秋之夕，戚少保、胡總戎載酒西湖，余叨為客，群賢畢集，各操一艇，饱读行周遊，尋分韻賦詩，余拈翰墨〉中有「漢將昆明競策勛」、「鵝鸛陣連青雀舫」等句，卓明卿詩中「小隊旗翻亂葉聲」等句，饱读、旗色、戰陣的設置，都意在突顯武官和軍隊的存在。根據龍膺的回憶：

至戚將軍解組來訪（按：此係萬曆十一年纪，戚帥此時尚未解組，龍膺誤記），遂方舟入西湖。大集名士，建旗饱读，秉燭一舴艋中，鬥韻賦詩。復遣數舴艋巡視諸客，舐墨如銜枚，罔敢嘩，嘩者浮之。遲不成詩者，罰如金谷數，小試司馬法於酒糾，亦何異穰苴之驅市东谈主女子而兵也。

這種建旗饱读、嚴賞罰、軍事風格的詩會遊戲，和遍及認知中的文东谈主雅会，包括三年後的南屏社集都不太一樣。龍膺雖然沒有與會，但他在徽州擔任推官時和汪谈昆共結白榆社，過往頻密。這個當晚的細節，即使不是出自汪谈昆我方，也可能是與會的东谈主（举例汪谈貫、谈會或潘之恒）繪聲繪色地給他講述過。

〈社記〉隨後又兩次提到西湖之會。一次是卓明卿主動条款作東谈，負責集會的飲食供帳時聲稱：「明卿藉先世之靈，客司馬之重。願供刀匕，以供宰夫。」汪谈昆回话：「澂父欲宰社乎哉？此疇昔大將軍事也。」汪谈昆有利將卓明卿的謙遜表述改變方针，問他是不是想作社宰，負責主办一應社集事務，而這恰是以往大將軍戚繼光的扮装。一次是集會當天，汪谈昆宣佈本次集會的主旨時說：「疇昔之會，酒為政。今茲之會，詩為政。」這是講給熟识始末緣由的卓明卿等东谈主聽的。卓明卿不僅參加過萬曆十一年中秋的西湖之會，還在我方家欢迎過戚繼光一转东谈主，兩年後戚繼光北歸山東，他又有〈戚少保兩廣還，過草堂，將休沐林皋，感賦〉一詩以送行。汪谈昆所回憶的「疇昔大將軍事」，既是出於戚繼光來往浙江時詩酒聚會的共同回憶，亦然國朝武臣有劲量供應文东谈主遊玩花銷的共識。

社集東谈主由三年前的戚、胡兩位軍事將領變遷為今天的殷商子弟卓明卿。借用藝術社會史盘问中十分重視的贊助东谈主（patron）視角不错發現，雖然社汇注东谈主寫詩不是出於這些社宰或東谈的明確委託，但他們和社汇注东谈主之間確實存在一種「交換」關係。文东谈主在面對生分的或作為倡导的武东谈主和商东谈主時也許會有不屑的情緒，但同為社汇注东谈主，他們願意專門開闢一個針對武臣或殷商的「致謝」空間。卓明卿之「載酒何东谈主最多情，縱橫文静兩干城」，潘之恒之「衛霍勛排行第傳，曳裾倒屣盛群賢」，是為戚、胡而發。毛文蔚「王孫高燕倚秋峰」，徐桂「光祿今朝酒，猶堪侈鄭莊」，遙相附和的王世貞「客重王孫驕自得」，王穉登「不是王孫能重客，臨邛安得駐干旄」，華仲亨「一自蘭亭修禊後，王孫此會復崢嶸」等，則以漢代有好士好客之名的鄭莊或大殷商卓王孫來比附卓明卿。不僅如斯，屠隆的〈集敘〉全都出自卓明卿的「委託」，卓是構想中的《南屏社集》（是次社集的翰墨結集）的編輯和出书东谈主，他向屠隆支付了一筆「酒資」，並對標題提议了修改意見。

除了構想中的《南屏社集》，還有一部書也在统一時期問世。萬曆十四年头，卓明卿編定的一百卷的《唐詩類苑》即將排印。他先是請王世貞為之作序。這套書的內文签字張之象、毛豹孫編次。張之象（1507–-1587），上海东谈主，是位專業的圖書出书家。萬曆十四年，80歲的張之象正應上海縣令顏洪範之邀修纂《上海縣志》。信得过處理編校事務的應該是長洲东谈主毛豹孫，他时时為东谈主抄寫、校閱、編選圖籍，以此維生。是年秋七月，卓明卿邀請毛文蔚同去天目山遊覽。隨後毛文蔚可能一直住在卓宅，直到參加南屏社。在社集前後，卓明卿為《唐詩類苑》向與會的汪谈昆、屠隆、李自奇等东谈主約序，加上之前已約好的王世貞的序，在會後編排妥當，然後排印推向士林。毛文蔚和卓家的關係一直維持到卓明卿死一火後，卓家的子弟邀請了包括毛在內的生前好友來為卓明卿編校遺稿。可見，卓明卿以財力為援救，廣泛交遊結納，輔以出书发行等投資，對於文化生產採取了更積極進取的姿態。至少在卓明卿和毛文蔚之間，確實存在一種搀杂了友情和僱傭的關係。

值得珍藏的是，在社集場域中，贊助东谈主的扮装並非全都由金錢決定，致使錢的介入會帶來某種層面上的因素矮化。這方面的前例，正如一些盘问者在分析中指出的，像元末明初玉山雅会的主东谈主顧瑛（1310–1369），「演出了一個更被動的扮装，即為詩文創作和某些主題的描繪提供社會情境」。藝術史家柯律格（Graig Clunus）在討論文徵明（1470–1559）交遊網絡的盘问時借鑒了社會學與东谈主類學對「禮物」（gift）的盘问，將文徵明的作品放在特定的东谈主際關係場域中探討其產生的契機。既側重這種打发行為中的互利性，ag百家乐交流平台也關注在不同場域與不同打发位勢模式中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借鑒這種想路來看南屏社，尤其把他們放在一個打发情境下阐述他們的行為，能看到更複雜隱微的資源置換方面的互動。

南屏社中聲望地位最高的無疑是汪谈昆，與會士东谈主多為他而來。圍繞他有一些十分實際的請託與冀望。举例跟從汪谈昆從京口來到杭州的茅平仲，他是汪的舊識。茅曾經在薊鎮擔任過戚繼光的幕客。脚下隨著戚繼光失勢，茅平仲可能在尋找新的機會。萬曆十四年南屏集會後他替汪家傳書給王世貞，極可能是汪谈昆委託王世貞將茅平仲推薦到兵部系統去。再举例屠隆，第一節已介紹，他此時被革職為民，且因王世貞作壁上觀的態度而忿忿抵抗，因此擁有汪谈昆這樣一位能與王世貞勢均力敵的盟友，對屠隆而言十分遑急。學者徐兆安對這一時期屠、王雙方的言論攻防有十分精彩的分析。受东谈主尊重、被东谈主追隨的代價則是汪谈昆要付出我方的「名字」，他要為卓明卿的《唐詩類苑》寫序，為社集寫很長的記文，還要為卓明卿寫傳記。

卓明卿對屠隆而言則是不测結識的一又友，屠隆在會後給卓明卿的信〈與卓澂父光祿〉中提到曾經乘船路過塘栖，想去拜訪卓，得知卓去了婁東，沒有見成，十分遺憾。屠隆還說：

湖上諸正人雅会，遂足千古，不減曹氏南皮興。「西泠」更為「南屏」，良是。敬如來命，改竄小作數字。委承作小傳及唐詩類苑序，深媿淺陋，恐不足為風雅生色。類苑序先脫稿，傳文尚未就，以俟王正之月，奉周君附往。馮、王二太史詩，當即促之。重此社也者，以东谈主不以官。要如兩太史其东谈主，故自佳。……承惠酒資，良感。方脫細君金步搖餉賓客，佳貺適至，為之色喜。

屠隆感想對方惠贈「酒資」，基本不错判斷，這即是屠隆應約作文所收穫的酬勞。概况「酒資」相當可觀，屠隆對卓明卿十分滿意，還主動提议要替這次社事向馮夢禎、王荁兩位未尝與會的翰林約稿。馮和屠隆是進士同庚，屠隆在潁上和青浦任知縣時，與馮夢禎的詩文往來十分頻密。而慈谿东谈主王荁則可算是屠隆的同鄉，萬曆十一年屠隆在北京戶部任上，和前來參加會試並高中的王荁有好多往來。屠隆此際雖是苍生，但仍可周旋於昔日僚友間，其交遊圈層是例監扶植的卓明卿所嚮往的。屠隆主動為之介紹，是對卓明卿的投桃報李。

可見在社集場域中，主要社集成員之間经常能發現互利互惠的跡象，各種有形無形的利益潛藏在情面往來與各種禮節客套之下，尚未發生的則可緣著社集的契機萌芽生長。但同時，這種互利關係並不是自然存在的，仅仅社集為之提供了實現的機會，同時需要社汇注东谈主去力争爭取與維持。然则在社集的書寫中，這部分潛流又被小心翼翼地遮蓋著，汪谈昆在〈社記〉中追憶的萬曆十一年的西湖大會，充滿了無法昨日重現的惆悵和對友一又相聚的渴慕，這也許承載了他的真實想緒，但又將在場东谈主士的種種东谈主生慾望隱藏了起來。

三、南屏社集會現場記錄

除了〈社記〉，還有兩篇長的敘事作品是圍繞南屏社集而作。其中，卓明卿的〈社序〉通篇以四六駢體寫成，從遣詞到心思都時不時呼應著〈蘭亭集序〉和〈滕王閣記〉這些描寫聚會的名篇，题名「萬曆丙戌秋仲廿五日卓明卿澂父撰」，有一種聚會當天一揮而就的截止。屠隆的〈集敘〉則是為籌備中的詩歌結集而作：

是會也，與燕者，司馬公而下些许东谈主。其分韻及之，而不與燕者，吳郡王元好意思司寇、檇李馮開之太史……。光祿君（按：卓明卿）付諸公詩於劂工以傳，不佞題曰《西泠社集》，而伯玉、茂吳及不佞都有序。

恰是因為作於會後，是以他知谈哪些东谈主出席了，哪些东谈主仅仅參與了附和而沒有到場。這篇敘是受卓明卿的邀請而作，屠隆在〈與卓澂父光祿〉中提到，「『西泠』更為『南屏』，良是。敬如來命，改竄小作數字」。這裏「西泠」當是屠隆所作〈西泠社集敘〉，卓明卿建議屠隆將標題的「西泠」改作更明確的「南屏」，不错對照卓明卿自作之〈南屏社序〉。屠隆我方保存的手稿中並未改標題，是以今天仍保留了「西泠」字樣。這封信中，屠隆提到受託為卓明卿寫傳記、為《唐詩類苑》寫序之事。

卓序和屠敘有進行時和過去時之分，但對於八月二十五日當天，這兩篇以賦景抒怀為主，大约為四方賢豪應卓明卿的邀請在此日同往淨慈寺的高閣之上觀景賦詩，卓明卿為此準備了豐富的酒食和聲色娛樂，呈現出東南名士們基於文化認同和精神对等而結成的審好意思時空，是歷史上的南皮、蘭亭等數次雅会為符號的精英文化傳統的延續。

比拟之下，〈社記〉以敘事為主。汪谈昆用了大約350字，佔全文四分之一篇幅（從「畢至，則主东谈主請布席」至「詩乃畢陳」）來打法社集的禮儀與規程。原来主辦方在北面設一席，南面設二席，其餘席位東西相向成列。不错想見，北面那類似本日主席臺的场所即是卓明卿他們為汪先生準備的。汪谈昆到場之後極力拒絕，条款改為東西相向序齒入座。汪谈昆是年62歲，其他能考辨生平者举例鄔汝翼55歲，卓明卿49歲，屠隆45歲，谈貫44歲，谈會43歲，潘之恒31歲，都是他的後輩。汪谈昆不可能不睬解我方與其他东谈主在名位方面的上下狀況，而他主動条款按年齡長幼來成列，將位於北面的專席移至東北，看似無大差別的空間挪移象徵著因素的心事切換，示意他們進入一個新的规律空間。禮儀中「序齒」的觀念雖然很早，但文东谈主結社中對這一体式的強調主要受到唐代白居易的香山九老會、宋代司馬光等东谈主的洛中耆英會（一說真率會）等好意思談的影響。谨守自然的年齡纪律，而將現實寰宇中的因素上下、名望顯隱等因素暫時摈弃到一個不太遑急的維度上。

眾东谈主领受這個新規則入座後，卓明卿「出名姬十二东谈主，將命酒」，汪谈昆宣佈了當天的作詩規則，並讓歌妓們在其中發揮組織、服務和贊禮的功能。举例她們要負責讓賓客抽籤拈韻，要巡行勸酒，要在賓客寫完作品之後唱曲，並且因應現場的狀況而唱節奏緩急不同的歌曲。在汪谈昆筆下，這個詩會現場四座雍穆，歌妓們「以目相屬，一火敢喁喁」。遲交卷的詩东谈主專心覓句，「即曼聲殊態，耳目不遑」，根柢顧不上觀看這些名姬的風姿。天黑之後，她們排好隊進來向汪谈昆請辭，示意城門關閉的話就麻煩了。汪谈昆命她們且归，她們「踉蹌出間谈」，從小径離開。不错說，這些歌妓們夾纏在儀式经过之中，面庞朦胧，最大的特點即是遵紀遵法。會場的空間佈置和詩歌生產经过等都在汪谈昆的意見主導之下進行，禮的存在賦予了這次集會一種明確的体式感與正当性。

比拟之下，屠隆〈集敘〉在眾賓客抵達寺中觀看風景之後，寫谈：「無何，而履舄亂，觥籌舉，絲竹奏，歌舞作。」快節奏的切換之下看不到任何儀式的痕跡。而卓明卿則詳細地記錄了這些名姬們的舉止動態，「霞箋半展，冶褎拂其香塵。彩筆乍停，朱唇吹其墨暈」，在顯出這種凝視之黏膩含情。不僅如斯，其他在場的詩东谈主也经常將歌妓作為風景的一部分加以描寫，有的還調動出水與神女的典故，如曹昌先的五言律之「登筵俱楚客，選妓半秦裝。东谈主與巫山合，身疑洛浦傍」；汪谈貫的樂府之「為雨為雲渺何許，没日没夜陽臺下」；汪谈會的五言古之「中燕出名姝，被服麗江妃。鴛鴦十二隊，羅列有光輝。清言振雲漢，秀色可療饑」；屠隆的歌行之「座擁金釵十二行，湖吹雪浪三千頃。紈扇盈盈隔絳紗，好意思东谈主逐个芙蓉花。好取清歌留落日，更將秀色比明霞」；徐桂的五言排律之「坐授相如簡，壚沾荀令香。徵才紛載筆，選伎更調簧。活水香車轉，行雲舞袖揚」，「殘黛留妝閣，餘音裊醉鄉」。

文东谈主雅会不错說是「文壇」這一倡导的具象或實體化呈現，它大體上以文學才華或者說文化因素為准入門檻、在特定時段和地點汇注展示種種具有風流细致之象徵意義的藝術行為或作品。它的實現，雖然離不開種種現實的名位、金錢、东谈主群等因素的搭救，但它所追求或宣稱的意義卻经常在這些現實因素以外，有時致使罕见互异，強調雅俗之間的规模。萬曆年間，卓明卿的和气同鄉、退休官員張瀚（1511–1593）所結的武林怡老會，就規定「坐閒談山川景物之勝，農圃樹藝之宜，食飲起居之節，中理快心之事，若官府政事、贩子鄙瑣自不混及」。屠隆也在〈集敘〉中說：「天壤間佳事有三：上之修真煉性，超生以合自然；次之寡欲清身，不忝以還造化；又次之怡情識趣，假山川風月以樂餘生。而鐘鼎册本不與焉。」這三種田地的「天壤間佳事」，都和鐘鼎册本所象徵的現實中的名位聲望沒有關係。現實寰宇當然不可能被信得过摈弃在外，仅仅經過社集的折射资料，汪谈昆作為在場地位最高的东谈主以長者因素主盟，驱驰他門下的东谈主多是被他擁有的政事、文化資源劝诱。相关词，社集書寫中看似陳舊的抒怀格套仍然擁有一種對抗性的力量：將玉成的籌備升華為「不約而同，不期而集」的慷慨解囊，將科舉不利或宦途荆棘的文人集體變身為「東南之好意思」，到時間就要離去的營業的女乐化作絕代佳东谈主，禁绝穿梭在每首詩中。這些东谈主在一個明朗的秋日於名刹高閣之上俯視西湖，在刻意結納的寒暄、女乐穿梭的身影之餘，用詩文一再扣響著相聚的短暫和珍貴、無法見面的惆悵等文學中遥远的主題。交叉眼光下的社集書寫展現了社集為成員提供的現實的資源之上還有一種為他們共同领受的審好意思、抒怀和轮廓意義上的慰藉。

四、不在場的王世貞

前文断然論過，王世貞沒有參加南屏社集。相关词在〈社記〉中，王世貞的名字數次出現：萬曆十一年的西湖故事，「弇州聞其狀，灑然快之」；汪谈昆萬曆十四年春二月的東遊，是因為和王世貞有約在先，「尋弇州之盟」；揚州觀濤結束，绸缪回梓里，是王世貞又一次約他來弇園相見，「元好意思期余弇州」；記文的末尾，汪谈昆無限惆悵地說「投筆東顧，安得致琅琊昆仲，與之神遊，庶幾乎千古一快矣」。汪谈昆數次说起不在場的王世貞，除了展示我方和公認的文壇領袖之間的密切關係，更將南屏社匯入汪、王二东谈主之間的淵源變奏之中。

從各種意義上看，王世貞都是汪谈昆社集翰墨的預設讀者，將這一層關係考慮進來，汪谈昆對南屏社中的幾處极度的寫法或可获取恰切的解釋。其一，汪谈昆為什麼要將南屏社和萬曆十一年中秋的西湖之會聯結在一起？前文已述及，卓明卿等东谈主也參與了前次的集會，這是汪、卓二东谈主的共同記憶。在汪谈昆應邀為卓明卿寫作的傳記末尾也提到了兩次西湖之會：

昔在西湖，戚元敬為秋社宰，不佞為客，四坐若而东谈主，都名家，澂甫與焉，聞者以為高會。越三年，澂甫為秋社宰，不佞為客，四坐若而东谈主，亦都名家，其雀跃勝之，聞者益以為高會。時則吾友自監司、部署，非直一令為賢，即不佞文，無似大东谈主，諸正人盡東南之好意思矣，澂甫得主，豪舉哉。

可見，當閱讀的主角是卓明卿時，汪谈昆不错不斷堆砌「名家」、「高會」、「豪舉」這些誇張、近於格套的詞匯來勾画兩次社集梗概。提戚繼光是為了隆起同為社宰的卓明卿，雖然這兩次宴飲集會，幾乎即是他們交游的全部內容，但只须能把兩者的名字放在一起，就已經适当處在卑位的卓明卿的心理生机。

當讀者變成王世貞時，汪谈昆的寫法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作為共同記憶的戚繼光，不再是一個廣為东谈主知的大名字，在汪谈昆不厭其煩的耐性敘述下，擁有更多細節。這方面不错對照汪谈昆作於南屏社前一年的〈滄州三會記〉。這篇追述戚繼光與汪、王友誼的文章寫法相當极度。記文開篇追述了李攀龍、王世貞在詩壇崛起的歷史：

嘉隆中興，命世之作家二。一在東海之東，其山曰歷，是生于鱗。一在東海之南，其山曰弇，是生元好意思。乃余不敢以同籍而齒元好意思，元好意思不欲以同舍而當于鱗。

在這個雙星期骗的模式中，汪谈昆雖然是王世貞的科舉同庚，也自覺承認王的前輩地位。他把同是山東东谈主的戚繼光放在和李攀龍邻近的位置上，「齊魯間於文學厥有于鱗，益之以元敬武功，文武具矣」。隨後就開始回顧汪谈昆和王世貞的三次聚會：第一次是隆慶年間，戚繼光將一塊異鐵鑄成三把寶劍，戚、汪、王每东谈主一把。第二次是萬曆十一年中秋集會前，汪谈昆收到張佳胤弇山園聚會的邀約，汪邀請戚繼光同去，戚以公務在身、未便折返滞留為由婉拒。汪谈昆的弇園之行十分雀跃，並和王世貞有了日後的約定（「來玉之約」）。[2]第三次聚會此時尚未發生。萬曆十三年，戚繼光被革職，北返途中繞谈新安去拜訪汪谈昆。汪寫下了〈滄州三會記〉，由戚繼光帶去太倉見王世貞，極力促成兩东谈主的會面。不错說，戚繼光雖然也參與其中，主邀功能卻是見證汪谈昆和王世貞友情的升溫。接近末尾的汪、戚對話基本是在展示汪谈昆對汪、王友誼的阐述：

元好意思故以論著明家，陵厲千古之上，始之會也，以講業往，予其為千古遊。元好意思翩翩，不止千古之士。會之再也，赐与負疾往，時元好意思遊方以外，吾其為方外游遊。蓋不刀圭而靈，不膠添而固，相與莫逆於身材以外，毋論四友為也。會之三也，吾將為采真之遊。聲若谷，氣若莩，吾其以應求往耳，投之大壑，喣沫兩忘。……

汪谈昆將戚納入一個由王世貞和我方期骗的文东谈主創作和身心修養的寰宇，而對於戚繼光所參與的軍國大事置之不提。這是〈滄州三會記〉最獨特的场所。事實上，汪谈昆對作為將領的戚繼光十分熟识，他長期在兵部系統任職，和戚繼光有數次联接，由他撰寫的戚繼光的墓誌中對其貢獻有十分詳盡的介紹。但在這篇將由戚繼光帶去給王世貞閱讀的記文中，他全部的要点都放在加深王世貞對他們友誼的記憶以及向王世貞共享我方的东谈主生感悟。

〈滄州三會記〉寫成次年，即萬曆十四年，汪谈昆有弇山園之行。不错想見，前一年由戚繼光帶去的〈滄州三會記〉會再度成為此際的話題。〈南屏社記〉又是汪谈昆事前已知谈王世貞即將讀到的翰墨，和重在打发應酬的〈卓澂甫傳〉不同，〈社記〉延續了〈滄州三會記〉那種寫給诤友的事無巨細、和盤托出的姿態。汪谈昆安排的社史淵源，放在和〈滄州三會記〉等文本的前後脈絡，以及戚、王、汪三东谈主遇合的變奏中，放在讀者王世貞的注視下，才智阐述其安排。

其二，汪谈昆為何要不避繁瑣地描寫社集之上的禮儀？作為復古派的遑急成員，他明確地將秦漢經典奉為最遑急的取法對象，作品「刻意摩古，盡有合處。至碑版紀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经常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按：即李攀龍）同」。在這一段社集描寫中，他對秦漢史籍的化用经常可見，举例《禮記》諸篇的「西面北上」、「升歌」、「修無算爵」、「間歌三終」、「房中之樂」，再举例熔煉自《史記．叔孫通傳》的「罷法酒」等。廖可斌曾觀察到汪文喜用三字句、四字句這樣的短句，「名义上給东谈主以簡潔峭拔的感覺」。〈社記〉中關於禮儀的這部分，確實運用類似「南向一，北向二，東西向，都雁行」這樣簡潔的句法營造出一種冷靜有劲的翰墨感覺。王世貞對汪谈昆的文章稱賞有加，《藝苑卮言》說，「余嘗序《文評》曰：……先秦之則，北地归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將汪谈昆和李夢陽、李攀龍同列，又說「文簡而有法，且有致，吾得其东谈主，曰汪伯玉」。不错說，〈社記〉中的翰墨既是汪谈昆之擅長，亦然他和王世貞之間基於共同文學理念的一處符碼，王世貞看到這一段，自然能解讀出他的創作意思、文學宗尚。

把作為讀者的王世貞納入對文本和事件的考量，除了對行文脈絡、風格營造的把捏具有遑急意義，在幫助阐述作家心事和东谈主事互動之隱微，也有別開生面的意義。

在南屏集會結束後的一兩個月，卓明卿就前去婁東去見王世貞。汪谈昆《太函集》中有〈賦得七言近體拈來字〉（以下簡稱〈賦得〉）：

湖海覉东谈主遂卻回，東南況復好意思群才。名姬四座清商切，重閣千山爽氣來。風物正宜光祿酒，聲歌不碍妙高臺。經行處處天花落，錯認淮南叢桂開。

從詩中的節候、东谈主物、場景設定來看，基本不错確定即是这次社集的作品。而被收錄到卓明卿汇注的汪詩也見於汪集，即〈丙戌仲秋二十五日同諸正人集淨慈寺西閣，時卓澂父光祿帳具徵名姬佐酒者十二东谈主，即席分體賦詩，余為首倡〉（二首，以下簡稱〈丙戌仲秋〉）：

（其一）饱读棹遙從絕島廻，盍簪漫傍化城隈。雄風四座披襟滿，爽氣千山倚檻來。田主觴行光祿酒，天东谈主樂奏妙高臺。洛川宛在重湖上，鄴下重當作賦才。

（其二）蘭亭舊沒越王臺，蓮社新寬陶令杯。杖屨並邀穿竹入，歌乐群擁散花來。青蘋噴雪濤仍壯，白苧翻風日乍廻。莫以腐毫稳重客，踈鐘雲外莫相催。

二首同押來韻，尤其第一首的多處字詞和〈賦得〉都一致。或可推測，汪谈昆曾在社集之上作了一首〈賦得〉，後來又將之修改擴充為〈丙戌仲秋〉兩首，由卓明卿帶去見王世貞。因此，王世貞的附和之作才會題為〈卓澂甫光祿邀汪司馬及仲季諸社友大會西湖南屏，選伎徵聲，分韻賦詩，伯玉以高字韻見寄，俾余同作，得二首〉。其中所云「高字韻」，並非汪谈昆我方的作品，而是給王世貞的命題韻腳。被帶去的作品極可能也包括〈社記〉。

對比汪谈昆在社集之上和社集之後寫的詩，會發現作為早期詩稿的〈賦得〉中出現過的「名姬」在擴充稿〈丙戌仲秋〉中隐匿了。在〈社記〉的末尾，他說，「惟茲履舄之交，固宜二太史無所預」，認為這樣男女雜處的集會確實不適合馮夢禎和王荁這種有清望的翰林參與。這裏出現了這類娛樂集會时时面臨的谈德壓力。這種壓力之下，他儘管在〈賦得〉和〈丙戌仲秋〉前後兩版詩作中並不刻意隱瞞名姬的存在，但用「歌乐群擁散花來」、「天东谈主樂奏妙高臺」這類释教天女形象來扼杀男女大防的緊張。同樣是出於應對谈德壓力的考慮，他通過書寫把女乐營形成社集禮儀與規程的執行者，而不是像其他與會文人那樣把她們作為曖昧的凝視對象。不错說，〈社記〉和詩作都能夠體現出汪谈昆是在罕见識地弱化「名姬」的存在。

與汪谈昆的詩比拟，王世貞在和詩中主動把我方塑造為一個在山水園林與僧客閒聊自遣的有點谈學氣的士医师。尤其是第二首的尾聯「非緣彥輔書生語，老去風流付爾曹」，流露出王世貞對這類活動的真實想法。「彥輔書生語」典出《世說新語》，西晉名士王澄等东谈主爭為放肆身材乃至裸體之舉，樂廣（字彥輔，？–304）笑他們：「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王世貞在詩中解釋說，我方不是出於認同樂廣執守名教的「書生」之見，而是因為我方年老，只好將社集風流讓予汪谈昆等东谈主。王世貞會後寫給汪谈貫的信中說：「足下稱西湖諸詞客大會，選伎徵聲，分韻賦詩，足使天鏡中增淡粧濃抹之勝。乃至念及丘壑長物，使薦其昌歜莧陸於三臡八俎間，則非其任也。」以自謙的「丘壑長物」來說明我方沒有同與盛會對南屏社中东谈主而言，並不是多大的遺憾。在這些對答中能看到王世貞雖然對汪谈昆熱衷的詩酒之會意興不高，但還是在禮貌周旋。萬曆十四年春汪谈昆一转到訪弇山園時，賓主雙方結下前去新安汪家拜訪的「齊雲之約」。在和汪家东谈主的信中，他一再示意願意履踐媒介，並且討論了時間、路線、跟随东谈主員等具體安排。

實際上從萬曆十五年（1587）開始，王世貞的境況也约束他再作長途旅行。他的父親王忬（1507–1560）在嚴嵩主政時因戰事指揮失誤被下獄處死，從隆慶元年（1567）開始，世貞、世懋昆仲陸續向朝廷上書，要為父昭雪，並爭取高級別的祭祀和卹典。萬曆十五年，王氏昆仲一直在積極地和申時行（1535–1614）、王錫爵（1534-1610）這些遑急的朝臣陳情商討，要為父親增秩到兵部尚書這種「六卿」的級別進行拜祭，為一火母請求一併祭祀等。他們的条款獲得朝廷恩准之後，世貞有一系列的祭禮活動要籌備參加。同時，朝廷給與王忬夫婦身後哀榮的代價即是王世貞要领受朝廷的任命，出山效率。萬曆十六年，王世貞出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與此同時，他的家庭也遭受變故，先是浑家魏氏顷刻间中風，他到了南京又有公務在身，隨後弟弟世懋又病逝。這些厄运的事情都是他無法成行的真實事理。

但與此同時，王世貞給世懋的信中又败露了另外一種不加掩飾的看法：

所言汪伯玉齊雲之約，誠有之。蓋前歲伯玉與二仲過我，酒間以為前後凡五訪我於海上而不一報，將為千古嵇呂所笑。爾時慨然許之。春間特使其小從子來約，為九月之會，又欲南要吳明卿、李本寧，東要屠長卿、徐茂吳。吾意殊不樂，報書力止之。……今據吾弟所聞乃爾，便堪攢眉辭社，豈能把臂入林也？此兄兴趣而重文事，業已世棄，不復點檢。樂彥輔樂地故自足，乃欲使我作失行老嫠耶？

從中可知，世貞從世懋那裏聽說了一些有關汪的負面音尘，雖然語焉不詳，但從語氣來看，這可能不是他們第一次關注汪谈昆這方面的問題了。從他對汪谈昆「兴趣而重文事，業已世棄，不復點檢」的嚴厲批評，以及擔心我方聲名受污染成為「失行老嫠」的强烈譬如，他對和汪谈昆的集會是很抗拒的。此時距離汪谈昆來訪以及南屏社附和還不滿一年，王世貞兩度使用樂廣的「名教樂地」來表達態度。對比汪谈昆和王世貞書信中滿紙的深情厚誼，王世貞對世懋的這番話，即使不可代表他更真實的想法，也為阐述汪、王友誼提供了一個切口。

藉助〈社記〉等翰墨回到社集現場，會發現儘管汪谈昆的筆觸十分克制，但屠隆〈社敘〉已昭彰呈現了「履舄亂，觥籌舉，絲竹奏，歌舞作」的熱鬧無忌。前述虞淳熙撰淨慈寺史稿中關於方丈（方丈的居所）這一建築，有「時汪伯玉會詞客，客侍一妓，望之宛散花天女矣」。彼時的淨慈寺方丈釋大壑定稿時將這一句刪去，最可能的原因即是這個細節會損傷佛門聲譽。萬曆十四年的方丈還是蓮洲圓昆，他的態度不知所以。汪谈昆他們高踞西閣這一寺內景觀最佳的场所，緊鄰方丈的居所，致使當場可能有寺中僧东谈主在旁侍奉照看。這一系列的安排或許是源於卓明卿的神通，但很可能也打了汪谈昆的名號。無論真相如何，這種和環境略不協調的衝突感，頗似三年前的中秋之夜他們在湖上擂饱读巡行一樣，都有一種有恃無恐的意味。汪谈昆是一個熱誠的释教居士。萬曆十三年，他在家鄉所結之肇林社即是一個長達數月的释教法會。释教信仰不僅沒有制約他的平素生计，反而為各種聲色之娛提供了對抗批評的藉口。王世貞對汪谈昆的秉性與宠爱是相當了解的，他也一定知谈社集的逸樂本質。而王世貞自萬曆八年（1580）初次拜見曇陽子，開始了他的曇陽信仰，十分強調「不事黃白男女」的戒律，即反對煉丹和房中術，此外他我方也時常戒筆硯，搬到外东谈主不易打擾的场所清淨修为。這種退隱的、潔身自好的個东谈主修为方式和儒家教養十分接近。這個角度也許不错幫助阐述王世貞兩次用「名教樂地」的典故，是為了和汪谈昆喧鬧的社集保持一定的距離，儘管這聲音傳達得很隱微。

南屏社後，意氣風發的汪谈昆邀請王世貞來谼中，並廣邀吳國倫（字明卿，1524–1593）、李維楨（字本寧，1547–1626）、屠隆等东谈主來此同與盛會。王世貞對此的反應是，「合諸賢故是勝事，但僕殊畏喧豗，只须偏舟獨造资料」。在討論上述諸东谈主是否能成行之際，世貞說，「明卿（按：指吳國倫）豈能受約，本寧庶幾，然聞有生母之戚，恐未易出。亦无须煩諸正人」。對和他們的會面，並沒有太過殷切。同時，王世貞對屠隆是否與會不置一詞，只向汪谈昆批評他的詩「屠長卿大拉擺，可歎。不如徐茂吳翩翩作唐东谈主語」。在寫給世懋的信中，王世貞无须像對外东谈主那樣矜持，径直表達了對汪「南要吳明卿、李本寧，東要屠長卿、徐茂吳」的不耐煩。辞世懋死一火之後，世貞在寫給王錫爵的信中稱讚李維楨懂事，「此兄（按：指李維楨）年來甚成熟。吳明卿、屠長卿完毕，汪伯玉復消沉，老兄幸曲培此碩果，以示右文之意如何。」信中表達了他對汪谈昆「消沉」的失望。

王世貞這些圍繞东谈主事糾葛的明裏暗裏的態度，有助於阐述為何王世貞對汪谈昆熱衷的結社不感興趣，那即是汪、王同處文壇場域中，其權力或者說掌握力的相互碰撞。鄭利華在分析後七子文學群體時曾指出，汪谈昆之白榆社以及和屠隆、胡應麟的詩文切磋和評論，有獨闢門戶、欲與王世貞爭勝的潛谨防圖。汪谈昆和王世貞友誼下的潛流，在南屏社事上也不错窺見一斑。在南屏社上，汪谈昆擔任社集盟主，這是傳統禮儀中的固定扮装，和「登壇坫」、「執牛耳」等詞類似，這個因素亦然他所擁有的現實和文化力量的投射。在社集詩作中，卓明卿「千秋騷雅誰堪主，司馬登壇屬上公」，楊承鯤之「大老今司馬」，華仲亨之「南屏結社集群英，司馬文章大主盟」，都是對汪谈昆盟主因素的強調。汪谈昆雖然服膺王世貞的文壇地位，在〈社記〉一篇之中也再三问候，相关词和王世貞名字的「綑綁」予东谈主以並轡齊名的印象，也分沾了弇州之名所具有的東南文壇領袖的權威。

在南屏社集上，他那高踞首席的姿態和吳越間呼應附和的聳動聲勢，可能比徽州的白榆社更容易在东谈主口流傳。南屏社後音尘坐窝傳播開來，屠隆在給王穉登的信中說，來的东谈主都是衝著汪谈昆，「东谈主自驱驰司馬公」。不错想見，經過社集的放大和傳播，這個詩社盟主的因素會輻射到更廣泛的文壇，也會影響到汪谈昆對我方的認知。屠隆在記錄閒談的〈銷夏言〉中批評汪谈昆「名根太重」：

余嘗見伯玉門下东谈主，謂某东谈主是奉正朔者，某东谈主自作夜郎王、不奉正朔者，伯玉亦遂云然。門下东谈主從諛此老，此老亦不自知。其是以物忌其滿，谈集於虛，新都不免局於文人伎倆。

從修養的角度來看，汪谈昆自然執迷於虛名，相关词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虛名授受之雙方，其實都领受領袖和追隨者的這一套權力話語體系，這即是文壇的遊戲規則，而南屏社集恰是這種規則發揮效用的一個遑急場合。

結論

在今东谈主對中晚明文學的印象中，南屏社时时作為一個風雅而平面化的符號出現，承載著「後七子」文學集團力量的高漲、晚明心學的遍及影響等更遑急議題的證明任務，但一直阑珊把它當成一單齐备事件盘问。

本文肇端於澄清關於萬曆十四年南屏社集的兩大誤解：其一是認為王世貞參與了是次盛會，其二是將萬曆十一年中秋的集會和十四年秋的南屏社混為一談。但在澄清誤解以外，更重在通過梳理史事和翰墨，在社會、地舆、文化等脈絡中呈現這個詩酒集會的多重面相：作為一個具體的活動，它有邀請聯絡、確定經費和場所等種種實際的步驟；作為一群具體的东谈主，他們各有东谈主生境況，相互之間存在各種各樣的聯繫，也懷抱著各自的動機；作為一種創作的場合，它既谨守著门户、文體等藝術法則，也因應當下的东谈主、事、情作出剪裁連綴；將主辦和刊刻出书等經費因素考慮進來，它又展現出文化活動和文學生產的幕後工序，指示了贊助东谈主與編輯等幕後扮装的存在。南屏社集恰是上述些许不同的層面共同种植的极度時空。它通向現實寰宇的那一部分，展示出特權搭救下的阔绰遊樂、磨蹭的打发寫作等秉性，而當它通過書寫自我定位和製造意義時，它又成為了一個由文静、風流等具有審好意思價值的一系列行為和創作的短暫事件。南屏社的翰墨出自多东谈主之手，雖有不約而同的特徵，卻並不整齊劃一，而是根據他們在這個社集內外所擁有的名望地位等掌握力量而交錯波動。

萬曆十四年的南屏社集令汪谈昆的名望獲得更廣泛的認知，令他的文壇名位越來越面临王世貞，而實現這一結果的路徑恰是將王世貞拉入是次社集。王世貞作為〈社記〉等翰墨預設讀者的存在，径直影響了行文中的些许寫法。與此同時，這次社集在彰顯汪、王之間友誼的同時，也使得他們之間的緊張感加劇，心事改變著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是討論晚明文壇生態時不可不属意的一個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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