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该书包括“史料新考”“唐戏新研”“其他杂考”“表面新探”四个部分，收入作家积年撰写的论文十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古剧、古剧史料、唐戏、戏剧史分期，侧重对中国古代早期戏剧的研究，倡导对中国早期戏剧进行再行分期和撰写戏剧史，重视史料研究，考据塌实，质地上乘。
目 录
序言
上编 史料新考
“鱼龙变幻”新考过火戏剧史意旨发微
隋唐至两宋类书中的早期戏剧史料
中编 唐戏新研
《唐捉弄》辩正
试答“唐戏百问”
下编 其他杂考
敦煌遗书戏剧乐舞问题再补述
戏曲“念白”渊源新考
元杂剧若干问题考
附编 表面新探
中国古代戏剧史分期新论
再谈古剧研究的空间视线和次第
史料发掘与早期戏剧史研究之拓新
参考文件
跋文
当代考据因何可能
——读黎国韬教诲的《古剧三考》（代序）
黎国韬教诲的“古剧考”系列已鼓励至第三本了，而且正在抑止地延展。对于充满无数谜一般的中国戏剧史而言，读国韬的大作，犹如茫茫沙漠里发现甘泉，扑朔谜案中揭示情缘，柳暗花明不期而至，于文学史孝顺良多。正因为如斯，咱们期待着他有更多的效力问世。
在我看来，国韬教诲的孝顺不仅在于戏剧史，更伏击的是，他的研究所提倡的问题与所作出的探索，对于通盘这个词学术界都具有启迪意旨。
国韬的三本大作，都冠以“考”之名，另一册著述则题为《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虽未有“考”之名，但实践上“考”也连结长久，可见其学术偏好。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这种“考”基本上是学术界的集体偏好。
什么是“考”？“考”即“验证”或者说“考据”，尽管东谈主们恐怕会将二者加以区分：将前者视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次第，尔后者则看作一种派别，举例乾嘉考据学。
但事实上，考据并非清儒的专利，而是一种论说有据、信而有征的学术传统。此传统自汉代以降连气儿抑止，司马迁就提倡“考信于六艺”的不雅念，即便“义理”盛行的宋代，王安石也仍然在褒义的意旨上使用“考据”一词。
自后，这种传统被清东谈主视为“汉学”传统专治于儒家经典，所谓“六艺为宗”，尽管也有东谈主将“证”与“据”进行了分别，但也只是是在权术传统考据的语境下所作的区分。
事实上，“考据”行动一种学术次第，强调严谨与实证，与“验证”同出一脉，并无相反。
如斯，咱们就无谓孜孜于旧考据与新考据在使用材料上的分野，这种分野实践上乃是期间局限所致，乾嘉考据派别如果活命在本日，也会使用文件之外的物证、野外功课与数字次第，因为只消能提供事实把柄，使东谈主信服而非游谈无根的次第就是“验证”或者“考据”的本意。
恰是在这个意旨上，咱们将考据视同验证。在此意旨上，国韬教诲的考据功力极深，于学界孝顺良多。
仅以收录本书中的《〈唐捉弄〉辨正》一文为例，《唐捉弄》是著名学者任半塘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唐代戏剧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但国韬教诲仍从中发现了不错商榷补正之处多达五十三条，并对每一处王人条分缕析，勘误辩证，论断令东谈主信服。
其中不仅有史料的辩证，更有不雅念的辩证。举例任半塘先生对“捉弄”的界说为“散乐”与“戏剧”，国韬教诲根据多数的戏剧史汉典标明，唐代捉弄的“散乐”与“戏剧”并非比肩关系，而应以“散乐”为捉弄的总称，其中包含“戏剧”与“杂戏”两部分。这一判断，是相宜早期戏剧史实践的。
但是，验证仍然有传统与当代之分。
起初，这种区分表目下史料的拓宽与当代次第的使用上，从而为“考据”所“证”提供更为充分的说明与全新的视线。
陈寅恪提倡的“三重把柄法”等于在当代学术不雅念下拓展了史料的界域：
一曰取地下之什物与纸上之遗文彼此释证。
二曰取外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彼此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不雅念与固有之材料彼此参证。
国韬教诲治中国戏剧史，这一研究对象与贞洁的文本对象不同，经常触及献艺、音乐、场域等等，因此需要根据这一学科的特色，拓展“中国戏剧史料学”的范围，他指出这一学科的史料至少包括“戏剧文件学”“戏剧文物与图像学”“戏剧口述史料学”三个基分内支，这就为中国传统戏剧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基础。
其次，当代考据与传统考据的本色区别还在于当代考据经常与想辨相聚会。在咱们的语境里，“想辨”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想维方式。
尽管验证与想辨相似需要言而有据，但二者有一个伏击的区别：验证经常需要一个先在的教训事实行动依据，先归纳后演绎，因为考之所“考”是对象化的教训事实，这个事实不错是文件，或者文物、野外访谒扫尾、数字化效力等等，考据就在此基础上进行辨析、区分真伪、笃定年代、排比归纳、分析阐释。
而想辨的对象则不错是越过教训对象的形上本色，选用先验的、逻辑的次第，依据表面而非事实进行演绎。
康德甚而追寻到考据的源泉，在他看来，教训知识不是单纯从教训这被迫给与的，而是通过先天的知性范围主动建构的。在这种建构中，教训被故意旨地被表现与组织。
早期当代考据与想辨的聚会，陈寅恪就为咱们提供了具体的轨范。
事实上他的“三重把柄法”不仅是史料的拓展，其中的“释证”“补正”剖释已参预材料的阐释领域，尤其是“取外来之不雅念与固有之材料彼此参证”更是强调遣论在解释材料中的作用。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民族文化、宗教集团、政事轨制、种族婚配、地舆环境频繁成为历史的切入视角，即等于“腋臭”这种不起眼的疾病史，也阐释出种族结亲、文化变迁的伏击论断。
剖释，这些外来不雅念与传统的“性、命、理气”不雅念不同，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视线，提倡新的问题。
国韬教诲的《再谈古剧研究的空间视线和次第》，提倡古剧研究的“空间视线”办法。这种“空间”并非一种地舆范围，而是一种内涵容量的维度，或者说将空间内涵化。正如国韬教诲指出的“史料的数目很猛进程上决定了研究空间的大小”，可见内涵与空间成正关联关系。
而且，在他看来，决定内涵空间的，不仅有史料，而且与视线密切关联。或者说，视线决定内涵空间。
国韬教诲在对岭南传统跳舞作了一次较为全面和久了的访谒后，发现一批活态的傩仪傩舞、狮子舞、龙舞、凤舞、竹马舞、春牛舞、貔貅舞、鳌鱼舞、火狗舞、蜈蚣舞等，不少是宋代或宋曩昔伎艺在广东地区的遗存，从而对于“剧出于乐”“剧出于舞”等命题也有了新的贯通。
剖释，在将古剧研究的视线从文本调动至当下的活态文化，古剧研究就开放了一派新寰宇。
第三，当代验证与传统验证之间另一个伏击的相反就是，前者需要学者有我方的表面预设。
任何考据都需要有表面预设，但传统考据的表面预设对研究者来说，经常是集体无领会的，因为儒家经典不仅是考据的标的——不管是“求其是”如故“求其古”，而且被视为“考”之所“据”，是知识为真实依据。
但当代考据则需要重返考据的逻辑起源：注目考之何所据的表面依凭。当代考据因何需要表面依凭？
这是因为当代考据的问题经常还源于表面预设，考之所考并不是传统考据中天然存在的事实——举例儒家经典中未明的问题，而是依凭表面而产生的事实。当代验证所依凭的表面预设，并不都需要依赖教训的事实，这就买通了考据与想辨的壁垒。
举例，国韬教诲梳理文籍，采集了多数古剧史料，其中有比拟准确系年或断代者当先2800条，仅在隋唐至两宋类书中就发掘整理出早期戏剧史料近700条，这些古剧史料包括三大类：戏脚自己的史料；早期戏剧组成身分的史料；戏剧渊源的史料。
如斯巨量的新史料被发现，在我看来，这不仅是考据的功夫，而是需要奠基于一种新的解释体系，也就是需要再行解释什么是“古剧”，这种解释的前提，需要一种对于“戏剧”的领会论。
国韬教诲将先秦至两宋的早期戏剧形态称之为“古剧”：古剧就是比戏曲更陈旧的多样戏剧形态，在南宋中后期曩昔多数存在，并根据“戏剧、戏曲、古剧”这三个基础办法将中国古代戏剧史分辩红两个大的时期，而“古剧时期”又可再分红三个阶段：戏剧发源时期，庆典戏剧时期，娱东谈主戏剧时期（《中国古代戏剧史分期新论》）。
如何判断前戏曲期间的古剧性质，也就是哪些史料不错行动古剧，必须对“戏剧”界说有所说明。
国韬教诲进一步指出，在“戏剧”界说中，“饰演”“故事情节”“舞台”为中枢身分（《“鱼龙变幻”新考过火戏剧史意旨发微》）。
第四，当代考据与传统考据之间还有一个伏击的相反就是，传统考据所提供的经常是个别的、孑然的、衰败的事实确证，而当代考据经常需要建构一套知识体系。
这标明，当代考据不单是是某个未知县实的笃定，也不单是是某个缺欠知识的修正，而是需要将这些事实纳入到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中加以领会，并反过来进一步建构与完善这个知识体系。
国韬教诲的三本“古剧考”，看似一个一个具体古剧问题的考索，但这些具体事实的考据背后，是建构古剧系统的宏伟构想，而这种古剧体系又成为中国戏剧史体系的伏击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斯，咱们有事理确信国韬教诲将有更大的专揽放心问世。
国韬是我的同学与相知，咱们师出同门，他的大作使劲之勤、想考之深让我钦佩不已，本文就是我研习他的大著而形成的少许体会。尽管一切给与都可能是误读，但这篇文章中出现的表现缺欠自当由我自诩。
前 言
《古剧三考》这本小书不错看作《古剧考原》（中山大学出书社2011年版）和《古剧续考》（中山大学出书社2014年版）的续编，其主体完成于2019年，出于万般原因，直于今天才与读者碰面。它分“史料新考”“唐戏新证”“其他杂考”“表面新探”四个部分，包括作家积年撰写的论文十首。
“史料新考”部分包括两篇论文，《“鱼龙变幻”新考过火戏剧史意旨发微》始撰于2013年，完成于2017年，在《文学遗产》发表时已十五易其稿。
该文指出：对于两汉“鱼龙变幻”艺术之基本史料尚存六条，均具较高真实度并可彼此印证发明；对其久了考析可知，此艺术创编于西汉张骞凿通西域后，安息国所献“黎轩善眩东谈主”之手，因黄门荧惑乐东谈主而得以传承；其专揽幻术、杂伎、跳舞、逗引等技能，由艺东谈主套著鱼状假形及骏马套著龙状假形进行饰演，所展示之情境及内容则与汉武帝意欲得到之西域天马联系，复与西域诸国之龙神信仰联系；据此判断，“鱼龙变幻”实为中国古代早期戏剧之一；此论断不但对隋唐曩昔戏剧剧目有所增补，并可提供“古剧”研究次第之借镜；循此反想古代戏剧史上“散乐性质、以物为戏、胡戏入华”等较为伏击之问题，亦将取得新启示。
《隋唐至两宋类书中的早期戏剧史料》一文始撰于2014年，完成于2019年，在《文学遗产》发表时也已纠正十稿以上了。
该文指出：类书是中国古代文籍的一大类别，今天所能看到的隋唐至两宋类书有近一百种，约莫六千八百卷；据初步统计，这批类书引录的中国早期戏剧史料近七百条，主要散布在“音乐”“四夷乐”“倡优”“歌”“舞”“嘲戏”“诙谐”“伎巧”“杂伎”等门；但是，这宗数目颇大且研究价值甚高的史料尚未取得戏剧史学界太多关注，因此亟待久了发掘和探讨；罕见是对于入伍戏、鱼龙之戏、啁戏、谏戏、机关傀儡等方面的记录，若能崇拜比对和验证分析，不难于新材料中得出新观点。
“唐戏新证”部分包括两篇论文，它们的撰写始于二十多年前（1997年）我对任半塘先生大作《唐捉弄》的研读。这部大作素以深沉难读著称，是以反复读了六遍，身手有领会；而每次阅读，都必作念笔记；笔记既包括心得，也包括对该书存在疑误的辨析。
《〈唐捉弄〉辩正》的写稿即以这些笔记为基础，是以陆续写了很长一段时候，直至2018年才大体完成。文中列出此书可商榷、需纠正者五十余处，经常是一些较有权术价值的问题；但我并无冒犯之意，因为任先生确是一位值得热爱的学者。
《试答“唐戏百问”》约莫完成于2018年，之后又作了若干修补，其写稿时长也当先二十年。之是以撰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任先生在《唐捉弄》的《附载》部分曾专立“唐戏百问”一节，提倡了唐代戏剧研究中一百零三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其中部分问题颇具久了探讨之价值。
为此，我撰写此文对“百问”逐个作了呈报；天然，尚有部分问题因目下史料阙如，无法给出具体谜底，只可留待日后再补充了。
“其他杂考”部分的三篇文章开端比拟杂，内容比拟杂，篇幅詈骂不一，写稿的时候跨度也比拟大，是以称为“杂考”。
其中《敦煌遗书戏剧乐舞问题再补述》约莫撰写于2012－2013年，是《敦煌遗书若干戏剧乐舞问题考》（载《敦煌研究》2010年5期）和《敦煌遗书戏剧乐舞问题补述》（载《敦煌研究》2012年1期）的续补之作，它探讨了敦煌遗书中的“嘲、嫽哢、叫噪、谜”等较少东谈主关注的问题，提倡了一些不算熟谙的新不雅点：
其一，嘲不仅是正常的哄笑，也不仅是文东谈主的翰墨游戏，它如故唐宋时期艺东谈主们于饮宴上即席献艺且较有难度的伎艺，并在元杂剧中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二，嫽哢一词在传世文件中甚为苍凉，但它和两宋时期流行的小唱在字面意旨、献艺东谈主员、献艺环境诸方面均有相似之处，二者应是合并类型的伎艺。
其三，叫噪的叫是一种讴歌伎法，两宋时期的唱叫、叫果子、叫声等伎艺都在叫噪的基础分化、发展而成、。
其四，谜这种伎艺与乐舞献艺有密切的揣度，它与嫽哢、嘲、叫噪等词于《俗务要名林》中比肩沿路，不是莫得原因的。
《戏曲“念白”渊源新考》一文始撰于2010年，因为一再遭到退稿，是以每退一次，我就对其作一次大幅纠正，如斯反复近十载才基本完成。
该文指出：宋教坊致语因持久与宫廷队舞、宫廷杂剧沿路上演，致令其“念诵方式”比拟容易植入戏曲之中并形成“念白”；宋东谈主常称致语为“白语”或者“口语”，“念诵白语”简言之即“念白”，这也拉近了致语和戏曲念白的距离；更伏击的是，教坊致语的献艺者“入伍色、赤子班首、杖子头”等，自后演变成戏曲变装“引戏”和“戏头”，并将难度甚高的致语“念诵伎艺”带入戏曲，从而对戏曲念白产生了平直影响。
此外，南曲戏文和文东谈主传说的念白往往弃取骈体写稿手法，乃出于致语文学的影响；杂剧献艺的念“正名”，乃出于大曲队舞的念“队名”；均可行动戏曲念白渊源于致语的佐证。以上探讨，还为研究“优戏→俳伎→致语→念白”这一戏剧史发展眉目提供了参考。
《元杂剧若干问题考》始撰于1998年，其时唯有四五千字。我拿着这篇小文章参加中山大学华文系举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AG百家乐打闲最稳技巧不测得到评委矫捷们的好评，黄天骥矫捷还推选此文在《中国文化报》副刊上登载，它竟成为我公设备表的第一篇论文。
天然，我也有心腹知彼，这篇文章虽提倡了新不雅点，但受年事、学养、身手、史料等罢休，不雅点并未得到充分说明。
为此，我在2013年对它作了一次纠正（案，转瞬又过了十年，回头细看，纠正稿仍然比拟稚童，但我暂时不拟再改），进而提倡以下看法：
其一，从现有元杂剧脚蓝本看，末本数目剖释多于旦本，酿成这一气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二，现有元东谈主对于杂剧女伶的记录要远远多于男伶，这与末本多于旦本的情况形成矛盾，酿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亦然多方面的；其三，《元曲选》部分杂剧“楔子”上演时，正末、正旦之外的破碎也可参与演唱，这可能是金元院本“非一东谈主主唱”体制在元杂剧中的残留，并不一定是明东谈主批改的扫尾。
“表面新探”部分包括三篇文章，《中国古代戏剧史分期新论》一文始撰于2017年，完成于2019年。
该文指出：过往的戏剧通史都在“分期”的基础上张开叙述，但是它们的分期方式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专门批驳分期的文章虽有新见，但粉碎未几，甚或因作家穷乏戏剧史研究实践而出现学问性缺欠。若要纠正这些问题，应以实证为基础，以“伏击办法、伏击史料、标记性事件、标记性作品”为依据，对中国古代戏剧史再行进行分期。
比如，以戏曲形成行动标记，可将戏剧史大分为古剧时期和戏曲时期两段；以庆典戏剧的产生和娱东谈主戏剧的出现为标记，可将古剧时期再分出三个阶段；以《浣纱记》的出现、花部势力压倒雅部为标记，可将戏曲时期再分出三个阶段。
经此探讨，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戏剧史分期方式将呈现出来，况且每一阶段都不错抑止细分，这对于重写中国古代戏剧史，对于解答戏剧史上一些伏击问题，亦能提供故意匡助。
《再谈古剧研究的空间视线和次第》一文属杂论性质，始撰于2014年，完成于2019年，是《古剧研究的空间、视线和次第－－黎国韬博士访谈录》（载《民族艺术》2012年3期）的续补之作。
该文权术了“古剧的界说、古剧史料的征集、古剧研究的次第、古剧研究者的视线、古剧史料的纪年、古剧分期的探讨、古剧研究对于重构中国古代戏剧史的意旨”等方面问题，是对我方古剧研究职责的一次小结，亦然对异日古剧研究的一种预测。
《史料发掘与早期戏剧史研究之拓新》一文最晚出，始撰于2019年，完成于2022年（是以有些统计数据与前边的文章略有收支），发表时已八九易其稿。
该文从“戏剧”“戏曲”“中国早期戏剧”“史料”等基本办法启航，权术了“戏剧文件史料如何分类、戏剧文物与图像史料如何分类、如何发掘新史料、如安在新史料的基础上达成拓新、如何表现中国早期戏剧史料发掘与戏剧文学研究拓新的关系、如何对中国早期戏剧史进行分期”等问题。由于是《文学遗产》剪辑部邀约的笔谈，字数有罢休，是以未张开验证，日后还会续补。
大体而言，以上四个部分、十篇文章主要指向五个关节词。
第一个关节词是“古剧”，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主要的研究对象；由于在先哲基础上再行界定了古剧范围，是以这个词的含义大致罕见于“中国早期戏剧”。
前些年，有学者提倡戏曲史研究的“向下一齐”；我认为这个想路相称好，也立即逸猜想我方研究的古剧；于是在“记念王季想、董每戡生日110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近况与异日”世界粹术筹议会（2017年，广州）上作大会主题发言时，明确提倡了“朝上一齐”，大旨是要关注中国早期戏剧史，关注中国早期戏剧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辨析，关注中国戏剧的“发源、形成、变异、历史分期、形态特征、史料特征”等要紧和伏击问题。
其实，不管“向下一齐”如故“朝上一齐”，都想拓宽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领域和视线，使这一学科连续健康发展，只是取径不同、次第不同辛苦。目下，我更倾向于用“中国早期戏剧”一词而较少用“古剧”一词，但行动书名时，“古剧”似更圣洁。
第二个关节词是“史料”。
咱们既然研究戏剧（曲）史，就必需承认它是历史的一部分；换言之，戏剧（曲）史亦然历史，一种特殊的历史。如斯，史料的伏击性便突显出来了，因为它是历史研究中最基础的材料。
基于这种贯通，“通过史料语言”成为我研究古剧的一种主要次第。
为了践诺这种次第，我明确提倡过“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的设计；
第一次是在“《文学遗产》古代戏曲研究论坛”（2019年，临汾）作大会主题发言时；第二次是在主理“新史料与新视线：中国传统戏剧前沿问题”海外学术筹议会（2021年，广州）并作全会转头呈报时。
愚见以为，“中国戏剧史料学”至少包括“戏剧文件学”“戏剧文物与图像学”“戏剧口述史料学”三个基分内支，是研究中国戏剧多样类型史料的源流、真伪、价值和利用次第的科学，亦然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中一门极为基础的、十分伏击的援手性学科。
第三个关节词是“唐戏”，大体罕见于“唐代戏剧（弄）”。
提及唐戏，天然绕不开任半塘先生，其代表作《唐捉弄》乃公认的“唐代戏剧史研究”扛鼎之作。
本书第二部分的《〈唐捉弄〉辩正》和《试答“唐戏百问”》，恰是对《唐捉弄》一书存在问题的修正和补充，同期想以这种方式向任先生抒发敬意。
天然，唐戏也属古剧范围，是以我早就想考过如安在唐戏研究中取得粉碎的问题。愚见认为，《唐捉弄》成书于数十年前，基本未专揽文物与图像史料，粉碎口或在于此；因连年来，联系隋唐五代乐舞戏剧的墓葬壁画、石窟壁画、器物画、石雕石刻、乐器乐俑等被多数发现，据此反想唐戏，定能有所创获。
前些时候，我还读到张丹阳女史利用新出墓志以研究唐代教坊的文章，以及张裕涵女史利用新出文物以研究唐代戏剧的书稿，她们的想路与我一辞同轨。
第四、第五个关节词是“分期”和“戏剧史”，由于这两个词致密相联，是以放在沿路讲。
本书附编《中国古代戏剧史分期新论》专门权术了分期问题，并提倡一种新的戏剧史分期次第，为什么要这么作念呢？诚然因为这个问题具有研究价值，但更主要的是为“重写戏剧史”作准备。
如所周知，中山大学有一支戏曲研究团队，它由王季想、董每勘二先生草创，发展于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无缺传承了五代学东谈主，有学者直称之为“中大戏曲派别”。
这个团队产出过《全元戏曲》、《说剧》、《全明戏曲》（待刊）、《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杂剧形成史》等标记性学术效力，但于今莫得一部有重量的“戏剧（曲）史”问世，若干有些缺憾。
行动团队第四代学东谈主，我早有撰写“戏剧史”的策画，撰写的次第大致是：
第一步，写出三至四卷本的《中国早期戏剧史》，由于持久研究古剧，积存较多，这项职责操办三五年内不错完成；第二步，写出八卷本的《中国（古代）戏剧通史》，它的前三卷以《中国早期戏剧史》为基础，稍作删省即可，后五卷则由我和另外两到三位学者结合撰写，全书操办十二年内不错完成；第三步，写出一卷本的《中国（古代）戏剧简史》，因为《中国（古代）戏剧通史》拟选用“著”而非“编”的方式，重视史料和改革，强调的是学术性，是以不会写成讲义或提高读物的姿色，而《中国（古代）戏剧简史》则倾向于圣洁清爽，强调的是提高，故可看作《通史》的一种补充。
约而言之，不管分期研究也好，古剧研究也好，都是为《中国戏剧通史》打基础、作念准备，具体的撰写狡计我会在《如何撰写新的戏剧通史》一文中详为讲演，因为没恐怕候修改，此文暂不收入本书之中。
以上是《古剧三考》的写稿经由、大致内容以及本东谈主的一些拙稚想考。需要声明的是，书中附编虽名为“表面新探”，其实探索得很肤浅，因为我一直作念实证职责，并不擅长表面想考，但愿寰球多加品评指正。
临了，感谢赐与我指点和关怀的各位恩师，感谢晓明矫捷拨冗赐序，感谢陈志平先生赐题封面，感谢内子周佩文一直帮我操持家庭事务，感谢博士生黄竞娴、张紫阳、周红霞、武振宇、林轩羽、罗昌贵等一直帮我操持学术细务，感谢发表、转载过书中章节的《文学遗产》《学术研究》《戏剧》《戏曲艺术》《艺林》《戏曲与俗文学研究》《东谈主大报刊复印汉典》等刊物，感谢广东高档教诲出书社，感谢本书的责编刘丽丽女士，感谢国度社科基金要紧招标样貌“中国早期戏剧史料编录与研究”（批号：20＆ZD271）的资助！
后 记
读中学的时候，我体格很孱羸，但脾气很好强。有一次和同学打赌，我一语气完成了四十个尺度的引体朝上；虽然在单杠上吊的时候太长，双手都磨出了血，以致好几天不可写字，却因此赢得一件小礼物。
肖似的赌勇斗胜，不铭记赢过若干次，这大概就是少小轻浮吧，却令我对我方的体能多了几分自信。
但是，这种因儿戏而带来的盲目自信并非善事，因为它令我总计淡薄了对体格的爱护，以致从事学术研究的二十多年来，熬夜加班、透支膂力成为常态，终于遭到了科罚。
就在《古剧三考》签定出书契约后不久，我霎时感到腿部不适，初始以为是踢球时受了伤，并不注重，不绝通顺、讲课、参加答辩。几天之后，剧痛难忍；半月之后，我已躺在床上不可动掸，别说职责，就连活命也无法自理。
几次检查之后，阐明是腰椎间盘凸起，主如若持久弃取坐姿念书写字且不驻防休息酿成的；关节是凸起的部位压住了神经，无法坐立，只可弃取手术诊治。
不舒畅中的万幸是，我碰到了医术上流、为东谈主善良的黄霖教诲，真实太感谢他了！术后两天，我依然不错下床渐渐行走数步，且于今半年多，我再未有过术前剧痛的嗅觉。
还要感谢善良的王琤通知、丁小球兄、陈芳师妹、李文兄等，入院事宜都是他们帮衬揣度的。
感谢内子佩文数月来精心管理，感谢紫阳、昌贵、李敏、竞娴、红霞诸同学前后奔忙，终于使我度过了东谈主生的一谈难关。
说真话，在术后能够略为行走运，我有一种隔世之感的嗅觉。曩昔和研究生谈话，我会抑止敦促他们极力学习、刻苦试验，不可萧疏光阴；出院后和研究生谈话，我仍会交代他们极力学习，但同期交代他们驻防体格，合理分派职责和休息时候，不可过分透支，不然是很难跑到非常的。
另一件令我认为红运的事情是，此次手术给了我三个月纯想考的契机，这在以往只知艰辛、学而不想的日子里从未有过。
这段想考令我决心撤废案头已盈两尺但又价值不高的积稿，以及过往难懂难分的一些事情，亦令我更明晰领会到异日在学术上需要完成的几项任务：
第一项，在已掌持多数早期戏剧史料的基础上，写出三至四卷本的《中国早期戏剧史》。
第二项，在《中国早期戏剧史》的基础上，写出八卷本的《中国（古代）戏剧通史》，其中一些不甚擅长的领域，不错选用与同业结合撰写的款式。
第三项，在《中国戏剧通史》的基础上，删改出一部《中国（古代）戏剧简史》，以利提高。
第四项，写出二至三卷本的《中国戏剧戏曲研究述要》，这件事情准备已久，但仍感自力难支，是以会和另两位年轻学者结合。
第五项，写出《中国戏剧史料学》，这件事和我屡次倡导的“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联系。
第六项，将完成多年的《历代教坊研究及关联史料辑存》《历代大曲考》《中国早期戏剧史论文精选》等书，以及新近完成的《中国早期戏剧史百问》《中国早期戏剧伏击史料选释》《古文件十讲》《元明散曲点将录》诸书陆续出书。
第三至第六项著述，有部分是想充任讲义，为培养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学术梯队而撰；有部分则是想探寻中国戏曲史学科的新的研究范式；天然，我学识有限，若想真实教训一种新范式，还俟同辈上流或重生代学东谈主去完成。
总之，在《古剧三考》这部小书出书后，我仍会不绝极力，也会因应体格情况而略为调整研究狡计，并尝试一些不曾久了涉足的职责。临了，聊吟二十七仄古绝一首云：
一考再考复再考，借问底日是个了。
答有古昔孤立东谈主，卧木石下待兔狡。
作家简介
黎国韬，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中山大学华文系教诲，博士生导师，古代戏曲研究室主任；兼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资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诲，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东谈主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内行委员会学科委员，《剧论》主编；曾出书学术专著8种，编订2种；发表专科论文150多篇，其中CSSCI开端刊100多篇。